Δ 永遠不欺騙自己
東方文化是講究“內省”的。
正是“內省”這個範疇，在曆史上、在現在爭論最大，歪曲最多。到了近現代，唯物主義哲學占了上風，“內省”這個範疇幾乎成了主觀唯心主義的代名詞。
“內省”，在我國曆代的解釋中，大半不離“自省其過”的內容，人要時時刻刻檢查自己做錯了什麼事，錯了的一定要改正。但是，持這種觀點的人，並不知什麼是“錯”。因為所有的“錯”都是以“對”、“正確”為前提的。宋代理學對儒家學說穿鑿附會，提出許多據說是符合“天理”的道德倫理原則，以為這些東西便是“對”、“正確”的標準，違背了就是放縱了“人欲”，便應自行“內省悔過”，今後絕不重犯。
這是最粗淺的“內省”，還有比較精致的，如唐中葉的李翱的《複性書》，把“性”與“情”加以區分，“性”是聖，“情”是惡，主張消除妄情，複歸本性。這明顯是從佛學中偷來的，但他完全不理解佛學對“真”與“妄”的辨析。他提出了“弗慮弗思”，認為如此，“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正思”，“心寂不動，邪思自息”。“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欲，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
哪裏有一個真正不動的“寂然”？除非是因緣散滅的死人。其實真正如如不動的，隻是一個“知”。這個“知”，相對於顯示在“知”中的情、物、人生、宇宙來說，是不動的。但“知”的不動的存在，恰是以情、物、人生、宇宙的大動特動，無常之動為前提的，沒有這些“動”，就沒有“知”，沒有“知”便無所謂“寂然不動”，動與不動皆是不可說、不能說的。
李翱並沒有掌握東方文化的真諦，他還在意識領域作分別、作判斷，也就是說他還不了解生命的本來特性。也許李翱是了解生命的本來特性的，他的上述文字隻是表述不清，但是，他把“情”與“性”對立起來便是絕對錯誤的。我們不套用西方哲學中的“知、情、意”三區分的觀念，以人們通常所理解的說，“情”便是“感情”。對於“人”這個生命本質力量的載體來說，令“情”不生，實質上也就無“性”可說。這種“弗慮弗思”與真正的“知見無見”完全不是一回事，它是讓人完全斷絕性情生活。這樣的生命運動不僅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可能的，也是“偏枯”、“偏癱”式的生命運動。
我不是專門從事中國思想史研究的，不知在李翱、韓愈之前，類似李翱《複性書》這樣的提法還有沒有，但可以肯定，李、韓的觀點是開了宋代“理學”的先河。
“明心”、“明明德”，若不具備活生生的腳踏實地的辯證思維，那是沒有不錯的。我以為要想真正理解東方文化的“內省”學說，必得是自己在心底裏真正下過工夫，且下對過工夫的。如果不是這樣，而是想憑知識學者的“想當然”而去講“內省”，十個中就必有十個是錯的。李翱乃至朱熹在這方麵的失誤，怕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了。
到了近代，人們崇尚唯物論，這也是不錯的。問題的關鍵是在崇尚對外界事物的研究時，忘記了一個絕對的真理，任何外界的事物不通過“知”是無法研究的，看似是研究的外界事物，實際上還是在研究自己的“心”。任何對外界事物的研究，說到底還是一種“內省”。
“內省”與“外求”是永遠也分不開的。“二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而又玄，眾妙之門。”人們，好好體味一下老子的《道德經》中的第一章吧！
真正的“內省”無他，也沒有什麼好解釋的，越解釋越糊塗，隻有在自己用心時去細細地品味，久而久之，自然會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內省”。
釋迦牟尼常說眾生心太粗，一天到晚用心也不知“心”到底是什麼。
對於此，我們不準備說得太多，因為這本身就不是說得清楚的，我們隻是告訴大家一個準則，莫管天，莫管地，莫管子曰，莫管聖言，莫管千夫所指，莫管萬眾矚目，隻是每做一事時，問問自己，我是否在欺騙自己？（不管是否欺騙了別人）如果沒有欺騙自己，就去做；如果欺騙了自己，便堅決不做。
在這裏我提醒那些學者們，對此千萬不要作什麼唯心、唯物、精神、物質之類的分析。
你連“心”是什麼都不知道，還要大講唯心、唯物，不是笑話嗎？
還是回到《論語》上來。
我們說“永遠不欺騙自己”，就是孔子在這裏說的“內省不疚”。
既然是不欺騙自己，還有什麼憂懼的呢？“內省不疚，何憂何懼？”
“這樣的君子其實很不容易”。南先生在解釋這段文字時作如是說，我們也同意這樣的說法，但二者的含義是完全不一樣的，請看南先生是如何講的：
“透過了‘不憂不懼’這四個字的反麵，就了解了人生，始終在憂愁恐懼中度過，能修養到無憂無懼，那真是了不起的修養，也就是‘克己複禮’的功夫之一。司馬牛一聽，覺得這個道理很簡單。他說，隻要沒有憂愁，也沒有恐懼，這就是君子？以現在社會來說，街上這樣的人太多了，到那些較低級的純吃茶的地方去看看，那裏的人既不擔心又不害怕，沒有錢用就搶一點，那是君子嗎？孔子知道他弄錯了，告訴他不憂不懼是不容易的，要隨時反省自己，內心沒有欠缺的地方，沒有遺憾的地方，心裏非常安詳，等於俗話的：‘平生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鬼不驚。’內心光明磊落，沒有什麼可怕的，有如大光明的境界，那時一片清淨、祥和。”
前文我們已經引了南先生對“克己複禮”的解釋，他是同意朱熹的“克製己私”的解釋的。這樣，我們也就明白了上文，南老要求人們“隨時反省自己，內心沒有欠缺的地方，沒有遺憾的地方……”莫過是讓人們“克製己私”。
這是我們絕對無法同意的，因為這種看法是真正的典型的“唯心主義”。在朱熹、南懷瑾看來，人的意識純粹是一種主觀自生的“怪物”。“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的規律在這裏不起作用了。釋迦在《楞嚴經》中的確說過“意識”本身是非因緣非自然，但那是就意識相說的，意識所顯之相隻是扭曲的折光，但意識本身的起因還是因緣生因緣滅的。
人類對於“意識”——“心”的這種看法，是人類一切苦難的根源。“意識”並不是什麼惡魔，隻是由於在漫長的、幾乎是無法計算的人類曆史中，人類一直不了解“意識”的真正本質，各種文化一層層蒙在了“意識”上麵。在人的生命活動中，“意識”這個東西被扭曲得不成樣子了，才造成了人類一代又一代人的悲劇。
人類的一切文明，說到底莫過是為了規範這個桀驁不馴的魔王——“意識”。宗教、政治、文化、科學，無非是為了規範它，但曆史證明，不管是什麼樣的規範，哪怕是用瑜伽術最終壓滅它，從終極意義上講都是無用的，意識突破著宗教、政治、文化、科學，大踏步地走著自己的路。人類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悲劇，最後都是令人類大踏步地前進，而一代人又一代人為規範自己的意識想出的這樣或那樣的原則、規律、標準等等，一次又一次被人類拋到了腦後。在昨天看來還是“金科玉律”的東西，在今天看來恰是“荒謬不經”的。朱熹提倡的“三綱五常”，在當時的人看來實在可以稱得上是“天理”，但一千年後的人又把它當做了什麼呢？
“知見立知，即無明本。”人們從自己的意識中提煉出來的那些所謂的“天理”，即“知見”立起來的那些“知”，正是一切“無明”的根本，正是這些人們自以為“美好”的東西，汙染了人的意識。
真正的“內省”正是要小心這些東西對當下意識的幹擾。這個道理要講起來，可以說是千千萬萬，對於有些人來講，怕是三百輩子也講不明白，但做起來卻是十分的簡單。
“永遠不欺騙自己”，“內省不疚”。
對此，我們也說很難，但我們說的很難，和朱熹、南先生說的很難，完全不一樣，他們說的是用他們所謂的“天理”去壓滅“人欲”很難。我們說的很難，指的是當人們真的不想欺騙自己時，早已深入到人類骨髓中的那些“知見”，即所謂的“天理”，無時無刻不在裝成一個個的“正人君子”來侵擾你，你頂得住嗎？你會因為他們而欺騙自己嗎？這對一般人來說，太難了。但孔子的語言落地有聲：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人們，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太難了！哥白尼就是做到了這一點，這樣的人太少了。但是，我們相信，隨著曆史的進步，這種人會越來越多。
這不是美好的願望，這是現實。隨著人類曆史的進步，尤其是在我們今天的時代，要做到人人都不欺騙自己是可能的。如果說在農耕文明時期，在朱熹時代，那些善於欺騙自己的“假道學”、“偽君子”、“君子劍”還有生存餘地的話，那麼，在今天這樣的市場經濟時代，人人都必須投入競爭的海洋，不競爭就無法活下去，你還有閑工夫去用那些“美好”、“美妙”、“美德”裝潢自己，欺騙自己嗎？
曆史是最無情的，世界是最無情的，社會是最無情的，它會逼著那些“假道學”、“君子劍”自己撕下自己的麵具。“假道學”們，看看眼前這活活潑潑的社會現實吧，曆史早判了你們的死刑。
有人擔心，如果人人真的不欺騙自己，這世界不就大亂了嗎？請聽子夏的說法。
司馬牛憂歎自己的弟兄和自己不一條心，子夏回答他：“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不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君子何患無兄弟？”
子夏，作為孔子的弟子真是得了孔子的真諦，否則他是說不出這番道理的。
子夏這段話的最根本之處在於，不要被“兄弟”這個文化觀念束縛了，心相通了，一切人都是兄弟，心不相通，親骨肉也如路人一樣。本來已無“兄弟”之義，還要用觀念來欺騙自己，不是太可悲嗎？
“君子敬而不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本意，正和上文我們解釋的那一段“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一樣的意思。
南先生把子夏這段話的重點放在後麵的兩句，把“敬”、“恭”抽出來作了道德解，實是離題萬裏了。
仲弓問仁、司馬牛問仁、司馬牛問君子，一直到此章的最後，皆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真注腳。
“禮”，心“止於至善”之後，因緣和諧合和產生的“意識”，這便是最大的“禮”，我們不應從外在去找禮，外在找“禮”，便是“知見立知”的“假道學”、“偽君子”。
真正的“內省不疚”就是永遠不欺騙自己。
人們，你有這個膽量嗎？
下麵子張問“明”，是孔子要求把視、聽、言、動四目的“內省”更引申了一步，要人們從細微處作功夫。浸潤，即無形之中深入到了人的心靈深處，幾乎成了潛意識的觀念，如司馬牛認定骨肉便是真兄弟，其他皆是假兄弟，這便是“浸潤之譖”，你能遠離他們嗎？“膚受之訴”則更是生理本能的一些感覺，能不迷惑你嗎？
如果說前幾段是講“內省”時的心量大小，此處則是講的細致入微，也就是說一個人做到了，就絲毫也欺騙不了自己，那才叫真正的“內省”之“明”。
南先生把這段話講成了在現實生活中，一個人要對別人的行為“明”，而不受蒙騙。如果真如南先生解“明”，那“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的兩個“明”字該如何解釋？那不是都可以解為“我明白我聰明”嗎？
須知，在這一章裏，“明”與“仁”、“君子”是並列的。不是一般的名相，用我們今天的語言說，可稱之為哲學範疇，不能以《漢語詞典》的解釋為準。
書寫到這裏，我們就可以向讀者提一下東方文化的“實踐理性”了。
“實踐理性”，不知是哪一位哲學家首先用於東方文化的，大概是李澤厚。我可毫不客氣地說，李氏隻是憑其敏感對東方文化有所感悟，他對儒道釋三家的論述係統，基本是陌生的，但李氏憑其敏感提出的一些概念，應該說是天才的（也隻是“天才”），例如“實踐理性”的提法。
東方文化不重視理論上的文字表述，更注重內心體驗，即“內省”，人們要想真正了解東方文化的實際力量，即所謂的“神威”，必有一個“內省”的修養過程。這個過程，最準確地講也無所謂修養，真要當成修養，也會走入邪路，所以要說清楚它太難了。
對這種“內省”不了解的人，站在一邊想當然，無論如何也是說不清的。
所謂“內省”，就是兩條：第一，“必有事發”（孟子語），也就是要麵對最具體的事情；第二，絕不欺騙自己，不用社會的、心理的、生理的各種已成觀念欺騙自己。但是完全不欺騙自己是辦不到的，經過盡可能剝除之後，當你覺得自己沒有欺騙自己，那便是該如此去做的。這不牽扯明天、事後會不會再後悔的事，如果事後後悔了，下回不再這樣欺騙自己便行了，這個過程永無最後的標準，永無最後的終結。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人永遠有“不知”，改正就是承認“不知”的存在，承認“不知”便是真知。
你所認定的“不欺騙自己”的原則，裏麵準還包含著對自己的欺騙，一旦知道曾欺騙過自己，一定不要掩飾推諉解脫，而是直麵承當，一次次接受教訓的過程就是進步的過程。久而久之，其力自發，其所達到的境界是極為奇妙的，簡直可以說是“心想事成”。
這便是實實在在的東方文化，這便是實實在在的“實踐理性”，誰想為人們的“實踐”製定幾條永恒的準則，誰就是江湖大騙子。但是，這種“實踐”永遠是“理性”的、理智的。這種理性和西方文化中的條理性、邏輯性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範疇。東方文化是永不停歇地理性地認識自我，即在“止於至善”的前提下認識自我。人又不可能找到一個切切實實的自我。昨天的自我，早已過去，永遠找不回來；明天的自己，尚未到來，真到來是我又不是我。“我”永遠在過去、現在、未來中翻跟頭，在“宇宙—生命”係統中弄潮頭，真正徹底地認識自我是不可能的，隻是永遠在“尋找自我”。
尋找自我的過程，便是人生審美的過程。“自己”的生命，永遠向自己展示著一幕又一幕的“新奇”、“美妙”、“幸福”、“歡樂”直至“極樂”。
直下承當這一切，便是永恒的“審美人生”。
最後一句話，還是徹底地永遠地不欺騙自我，一刻也不要欺騙自我。這雖然不能絕對做到，仍要堅持做，持之以恒，日子長了，你自會體味到生命的無窮樂趣。
生命，你太偉大了，太神妙了。一般讀過佛經的人，都會感到佛經中對“佛”的力量、胸懷……的無以複加的讚美，道家典籍對“道”的讚美，儒家經典中對“仁”的讚美，其實那都是對“生命”，即人的本質力量的讚美。
也是對你自己的讚美，明白嗎？人類！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Δ 信，就是絕不欺騙自己
“信”一字，千百年來已被解得亂七八糟，很多人都是從外求去解這一個字，最後“信”之一字便變成了統治者牧民的一種權術了，與此同時也成了一種道德信條。其實這和孔子的原意相去甚遠。
“信”永遠是一個過程，是人們發現自我、尋找自我的一個永無終結的過程，也是人們不斷否定自我的一個永無終結的過程。
在儒家，沒有什麼獨立的“政治哲學”。不僅儒家如此，佛道兩家更是如此，佛經三藏十二部幾乎無一字觸及到“政治”。這是由於，東方文化永遠聚焦於生命本身，“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除了“明德”，其他的一切都不是東方文化思考的對象。隻是由於“明德”——“知”——“生命”——“生命的本質力量”是不可說的，凡說必得牽扯到具體的事物，這才給人以假象，似乎可以從東方文化中分出政治學、倫理學、哲學……實不知，就是這樣一分，東方文化的精神實質就被抹煞得一幹二淨了。這條語錄是政治的，那條語錄是倫理的，那條語錄又是哲學的……後人便不由自主地帶著各種“學”的框子去理解原文，那是沒有不錯的。
孔子這裏，不管弟子們提出什麼問題，他都不會脫離了“明明德”去討論，這是讀者諸君在學習《論語》及其他一切東方文化典籍時，都必須切實注意的問題，離了“明明德”，東方文化無話可說。
“兵”、“食”是屬於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層次的東西，舍了這二者，民將不民，國將不國，人將不人，這是首先必須肯定的。但是，對於東方文化來說，這些對普通人來說是必不可少的東西未必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東方文化認為，人的肉身存在與生命的本質力量相比，它是屬於從屬地位的。如果宇宙中不存在生命的本質力量，人這種動物不會演變成今天這個樣子。用唯物主義的觀念說就是勞動創造了人。如果對這個命題不做狹窄的理解，正是生命的本質力量的運動創造了人，人的意識活動正是生命本質力量運動的折射映像。
那麼最本質的東西，還在於人心，即還在於生命。
“信”的本質是“禮”。要讓人民信任你，你與人民之間必須是一個和諧的因緣運動。在這裏，任何的自作聰明，任何的自以為高明，都會使你失去民心。
曆代的牧民者最容易犯的錯誤是，認為自己比別人聰明，即便不是刻意去愚弄人，也不相信別人可以理解自己的全部政策，儼然隻有自己才是人們最終利益的代言人。這種人是最愚蠢的人，他永遠無法取得人們的真正信任。這種人由於高高在上，自以為是牧民者，同時也正是用這種“觀念”、這種“知見”來欺騙自己。一切欺人者必自欺，一切欺人者皆是從自欺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