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真的“不自欺”
該說的話大半說完了，但《論語》還未解完，依我的本意，這本書早該停筆了。東方文化從本質上講，是不可能用理論完全說得清的，往往隻有在心與心的交流中，才可能使人逐漸醒悟，但最終仍然是要靠人們自己去親身體悟，話說多了反而不好。
我寫這幾本書實在是出於無奈，因為坊間有關東方文化的錯解太多太多，整個體係都是錯的，我這才不得不就體係來說幾句話，但終是說不透。比如孔子的“內省不疚”，雖然是其用心的著力處，但對於未曾如此用過心的人，怎麼說也是難懂的。如果從更進一層講，孔子的“內省不疚”也未必就是十全十美的東方文化的用心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佛、道兩家的觀念似乎更地道一點。我們這本書強調“內省不疚”，不等於我就百分之百讚成人人都如此去用心，這仍隻是入手處。我們隻是為了介紹孔子的思想，才不得不從各個方麵去講這“內省不疚”。
再比如，關於“曆史”這個概念，我們使用它隻是提示人們開闊眼界，宏觀看曆史，而不是如曆史學家、考據學家那樣，用一些具體的曆史事實證明自己的曆史觀念。曆史，人類曆史，不管多麼繁華炫目、變化萬端、豐富多彩，但對於“宇宙—生命”係統的整體運動來講，它仍是扭曲了的表象。以“曆史”作唯一的標準也是會造成自我欺騙的。“所見非性”，任何人隻要一停留在表麵現象上，最後肯定會自覺不自覺地掉到自我欺騙的泥坑中。
“自我欺騙”也沒有一個真正的自我欺騙，關鍵是個“明白”，任何事隻要明白了，明知是欺騙自己，也非幹不可，那就不是自我欺騙。不要把“自我欺騙”看死了。把“自我欺騙”看死了同樣是“障”，同樣是犯了孔子說的“必”、“固”、“意”、“我”的毛病。
最好是如王陽明在《傳習錄》中說的“勿忘勿助”。
隻要是“明白”，就沒有錯。如果還錯，那就是沒有真明白，真明白者無錯可說。
“明德”無他用，隻是個“明白”、“明明白白”。
下麵孔子與陽貨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說明：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這是中國曆史上一個著名的故事，陽貨是季氏的陪臣，魯國的國政長時間是被季氏所主，但實質上是被陽貨所主，當時的孔子當然對這種人不屑一顧。陽貨出於政客的圖謀，總是想拉攏孔子，以裝潢自己的門麵，孔子對此執意不從，幾經回避，最後還是讓陽貨堵上了。凡講這段故事者，無不是認為陽貨巧妙的問話把孔子說得無言對答，孔子不得不答應：“吾將仕。”這是根本不符合孔子本意的解釋，孔子在這裏無所謂是否被陽貨說服了，或是逼服了。一個可以殺身取義、殺身成仁的孔子，豈能被一個陽貨逼服？這不符合孔子的個性。
人們之所以錯解孔子，原因有二：局限於文字表麵，再者是根本不知孔子是如何用心的。
孔子被逼到絕境，這是事實，但孔子更想到的是，自己是企圖回避他的，但不僅回避不了，反而奇巧地遇上了，真是怕什麼來什麼。不僅如此，這個小小的陪臣還能符合孔子的口味，質問得孔子啞口無言（並非真啞口無言），這個無賴還能這麼機巧地以孔子之矛攻孔子之盾，這又是個奇跡。孔子最後答應“吾將仕”，不是被陽貨的語言逼的，而是被兩個意想不到的“奇跡”逼的。這些意想不到的“奇”，絕不是陽貨個人的主觀能力事先設計好的，隻能說是“天意”令我出仕。“天意”是找不到的，這兩個“奇”便是“天意”。既然是“天意”，我違背他幹什麼？我欺騙自己了嗎？我臣服了陽貨嗎？不是。我“明白”因緣如此就不是自我欺騙。
這是我們在“用心”中最難把握的分寸感，但不要怕“錯”，在這裏隻要真用心去把握了，就無對無錯、無是無非，怕的隻是“不把握”。能把握，就是明德的主動能力的顯現，如果掉到“對錯是非”的圈子裏，便是又迷了。記住，沒有一個現成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讓你去包治百病。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Δ 性本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