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修辭學的曆史，從本世紀初開始，迄今已有90餘個年頭了。這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裏，修辭學的探索曲曲折折地走過了一段頗不尋常的曆程，取得了卓著而又輝煌的成就。修辭學的對象的爭論，修辭是“學”還是“術”的爭論，修辭學學科性質的討論，修辭學研究範圍的爭論，修辭學研究方法的討論，修辭與語法關係的討論，修辭學實用化的探討等等，貫穿了整個現代修辭學的發展曆史。一部現代修辭學史，可以說是一部不斷探索修辭學問題、尋求科學解說、建立與豐富和完善理論體係的科學發展的曆史。20世紀修辭學的成功，在於學者們在諸多修辭問題中抓住了核心和關鍵問題，把握住了學科研究的方向，努力追求修辭學研究的社會化、現代化和科學化，提升了修辭學在語言學科中的地位，提高了修辭學的社會地位和科學品位，加快了修辭學研究的現代化步伐。因此，可以說，社會化、現代化和科學化是現代修辭學研究的三個基本特征，也是現代修辭學研究所孜孜追求的方向。
一、社會化
任何一門實用化的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如果離開了社會、離開了組成社會的人，它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更談不上學科的科學發展了。修辭學亦不例外。傳統修辭學局限於注經釋義、詩文賞讀，視野狹窄，從某種程度上限製了修辭學的發展。，而現代修辭學研究，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十分重視修辭與社會關係的研究。在現代修辭學史中，重視修辭與社會之關係並做較係統研究的，首推本世紀40年代的祝秀俠先生了。他寫了《修辭學之社會學的試探》、《各個社會中的修辭現象——修辭學之社會學的試探》、《社會演進與修辭變化》、《古代社會中的修辭現象研究》等文章及《修辭社會學》一書，第一次從社會的角度研究修辭的各種現象，探討修辭技巧的運用、發展與社會存在的相互聯係。他認為從社會學來“探討修辭學，會更深刻一點。”(《修辭社會學·緒言》)祝先生洞察了修辭與社會的政治、經濟等方麵的密切聯係，從理論上作了獨到的闡述和總結。他認為，作為修辭表現形式的語言文字，不是孤立的，超時空的，而是“依存於社會的諸條件之下的”。語言文字“必然為社會所決定，並反映著當時社會的形態，各個社會的形態不同，語言文字的內容——思想，也就不同。”作為表達思想的語文形式的修辭，必須“間接地，或多或少地被社會所決定”。“切實的修辭”，就是“社會生活的表現”。他還通過具體的辭格來說明，譬如“反語格”，他認為不純粹是語言遊戲，使用時受製於當時的特定社會環境。封建社會女子對心上人不稱“親愛的”，而稱“可憎的”“冤家”，這是舊禮教社會熏陶下造成的不好意思正麵說的心理；而在自由戀愛的現代社會，可以不必這麼委婉用詞了。又如舊社會裏，不說孩子長得“好奇”“可愛”，偏說“長得真醜”“乞人憎”，這是由於那時的禁忌思想、迷信觀念所致。
修辭學的社會化應包含兩層含義：其一，修辭研究要貼近社會的現實生活。修辭本來源於社會生活，修辭研究也當回到社會生活中去，才能開闊視野，不斷發現新意，把研究引向深入。其二，通過服務社會，取得社會承認，增加資金來源，以學養學，促進學術活動的開展和學科的健康發展。修辭學家王希傑、李晉荃教授，就極力主張修辭學的社會化。1994年在蘇州大學召開的“漢語修辭與漢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二位學者提出了當代修辭學研究要“走出書齋，走向社會”的口號。他們認為修辭學工作者不能閉門造車，應該走出象牙之塔，到社會中去，到現實生活中去，到人民群眾中去，把已有的修辭學的理論成果應用於社會的語言交際，服務於社會，指導社會的語言實踐。這幾年，修辭學研究確實更加關注了那些與現實生活聯係密切的課題，如廣告語言、命名藝術、公關語言、禮貌語言的研究，與此相應地出現了諸如起名公司、廣告語言服務部、演講與口才培訓等服務實體。這些科研成果與現實應用的有機結合，收到了很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二、現代化
陳望道先生在《修辭學發凡》的結語中寫道：“一切科學都不能不是時代的，至少也要受到時代所要求所注重，及所鄙棄所忽視的影響。”修辭學和其他學科一樣，必須貼近時代脈搏，展示時代特征，體現時代精神，與時代步伐同步前進。
修辭學研究的現代化，一方麵是修辭研究方法和手段的現代化。這一點，現代修辭學研究已充分注意到了。許多學者充分吸收和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如計算機技術)和現代語言學理論所提供的方法、手段、原理、原則，用於自己的學術研究。如錢鋒、陳光磊先生寫的《關於發展漢語計算風格學的獻議》一文，就是探討關於如何運用計算機作為工具借助於數學方法研究語言風格的問題。另一方麵，是指修辭課題的現代化。現代化建設需要修辭，離不開修辭。語言作為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人們每天都要同別人交際，和人打交道，總離不開語言。語言運用的好壞，交際效果如何，歸根結蒂主要是修辭問題。修辭問題解決了，表達效果增強了，就能實現預想的交際目的。現代修辭學十分重視語言的交際功能，從語言的交際功能出發，研究語言的運用，構建修辭的理論大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