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辭學麵向現代化，是修辭科學研究本身的客觀要求，同時，現代化建設也迫切呼喚修辭學。王希傑教授在《修辭學習》創刊號寫的《現代化要修辭，修辭要現代化》的這篇賀詞中說道：“修辭之事，決非可有可無的雕蟲小技，其實它與國計民生大有關係，乃是現代化的大業所不可缺少的。如果說在下一個世紀語言學將成為最重要的科學之一，那麼在語言學中修辭學在這方麵的地位又特別的顯著，國家的興衰強弱，個人生活的好壞，都離不開修辭。”把修辭學研究推向一個新階段，使之適應現代化建設的要求，這是包括修辭學工作者在內的千千萬萬公民的共同心願。
三、科學化
任何一門學科要成為科學，必須解決兩大問題，一是有獨特的研究對象，以區別於其他學科；一是有一整套與之適應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或許是其他學科共有的，或許是其他學科沒有而該學科所獨有的。修辭學從古代進入現代，最顯著的特征是找到了自身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現代修辭學的開山之祖陳望道先生的《修辭學發凡》之所以獨樹一幟，自成一體，是與他尋找到了修辭學獨特的研究對象——修辭現象(包括積極修辭和消極修辭)以及一套較完備的研究方法(包括觀察、記述、歸納、演繹、分析、綜合、抽象、具體、邏輯、曆史、比較等等)分不開的。陳望道先生修辭學的科學理論和科學思想一直影響著整個現代修辭學的曆史發展。現代修辭學的發展曆史上有許多修辭學成果(如王希傑先生的《漢語修辭學》《修辭學新論》、宗廷虎等的《修辭新論》)的取得，大都體現了這種科學探索的精神。
現代修辭學科學化的第一個特點是修辭觀和方法論的不斷更新。科學探索除了需要必要的智力和知識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全新的觀念和方法。從30年代到90年代，修辭觀念和方法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別是80年代，修辭學的對象觀和修辭學的方法論引起了研究者足夠的重視。在修辭觀方麵，從過去的隻認為修辭是文學的一部分或修辭學是美辭學，發展為現在把修辭看做是科學、是語言學的分支學科，從過去隻重視對辭格研究，轉向對修辭現象各個方麵全麵探討，等等。總之，對修辭學對象的性質、範圍、分類的研究逐步深入，闡述日趨精當，新意迭出，科學性大大加強了。在方法論方麵，重視舊有方法，不斷擴大成果，引入新的方法，拓展了研究領域。信息論、控製論、係統論、統計法、生成轉換方法、演繹法的成功運用；從原子主義的研究轉入係統的整體的研究；從靜態的研究轉入靜態動態結合的研究；從微觀研究轉入宏觀微觀結合的研究。研究方法的更替和方法論的更新，給修辭學帶來了新的生機和活力，大大推動了修辭學研究向廣度和深度的發展。修辭觀和方法論的革新，迎來了80年代修辭學的第二次大繁榮和大發展。
現代修辭學科學化的另一特點是科學主義和人文精神的日漸結合。修辭學是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語言學既具有自然科學的屬性，又具有人文科學的屬性。修辭學，由於其自身的研究傳統和學科本身的特點，以前常常習慣使用評點式的鑒賞式的隨感式的研究法，修辭研究隻是停留在個別詞語的增增減減，麗詞佳句的闡釋欣賞上，或更進一步的是對辭格作些歸納整理。而這種歸納描述基本上是斷斷續續的文字說明，缺少有意識的係統的總結和科學的描寫，缺乏曆史的人文的民族的全方位的觀察和思考，更談不上公式化符號化。從陳望道以來，這種學術風氣有了極大的改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科學主義和人文精神在修辭學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和貫徹。人們借鑒自然科學的原理和方法進行修辭學研究，加大了修辭學的自然科學所特有的嚴謹周密的科學成分，使修辭學在形式化、符號化、公式化、精密化、現代化方麵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不僅如此，研究者同時還注意到了修辭學的人文性民族性的特點，發掘修辭的文化內質，施以辯證的闡述。更可貴的是，人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民族化人文化並不同科學化相對立，實質上人文化民族化是科學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現代修辭學的學科大廈是在繼承、發展、借鑒、創新中建立起來的，是在不斷追求科學主義和人文精神的過程中逐步完善成熟起來的。
科學是無止境的，科學的追求也是無止境的。修辭學在取得巨大成功的今天，何去何從?許多人曾困惑過、痛苦過、彷徨過，但經過一段時間的反思、爭辯，我們又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新的曙光，這就是：在科學昌明的今天，科學化將是修辭學矢誌不移的追求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