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自擬小傳中還曾寫到及壯，糊口四方，教書為業，甚難發財；每購獎券，以得末彩為榮，示甘於寒賤也。二十七歲，發憤著書，科學哲學無所懂，故寫小說，博大家一笑，沒什麼了不得。三十四歲結婚，今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惜。
書無所不讀，全無所獲，並不著急。教書作事，均甚認真，往往吃虧，亦不後悔。這是老舍從英倫生活至齊魯歲月12年生活的真實寫照，這段時間，他的思想又拐了幾道彎。
一、英倫生涯：一半恨一半笑地看世界
1924年上半年，經易文思舉薦，老舍被聘為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中文講師，並於9月14日抵達倫敦，開始了為期五年多的英倫生活。初到英國的老舍看到的是富足和安適太平的景象，這使他想起自己積貧積弱的祖國，無疑更加深了對祖國命運的焦慮。
剛到倫敦時，他住在卡封路18號，女房東勤勞忠誠、理性務實，她靠自己辛勤的勞動和租金維持生計，絕不求助於哥哥。這種獨立的家庭生計模式，迥異於中國常見的“四世同堂”“夥著過”的大家庭模式。老舍對此感慨地說：“我真佩服她那點獨立的精神。自然，這種獨立的精神是由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逼來的，可是，我到底不能不佩服她。”1924年冬，由於與他同住的許地山先期搬出卡封路18號，加之租住的地方離他任教的東方學院太遠，於是他決定與新交的英國朋友艾支頓一起，搬到倫敦西部聖詹姆斯廣場31號去住，在這裏住了3年，直到1928年初再次搬離。3年多時間裏，老舍耳聞目睹了英國窮人所受到的不公正、不平等的待遇。一個談吐很好的年輕工人，因為工廠時常倒閉而不斷失業，一位會多國語言的老人卻隻能為一家瓷磚廠吆喝買賣掙錢，而另一位學識貫通中西的博士，居然靠擦玻璃為生。老舍十分同情這些人的遭遇，甚至痛恨那個給予他們痛苦的社會。他感觸很深地說：“在他們身上使我感到工商資本主義社會的崩潰和罪惡，他們有知識、有能力，可是被那社會製度捆住了手，使他們抓不到麵包，成千上萬的人是這樣，而且有遠不及他們三個的！找個事情比登天還難！”因為3年的合租期限已到，房東要漲租金，無力承受昂貴房租的老舍與艾支頓夫婦分開，其後，他又換了兩次住處。第一處是在托林頓廣場14號，此處居住的大多是貧民和窮學生。他們（包括老舍在內）時常受到公寓服務員的白眼和奚落，這讓老舍感歎和憤然。半年後，對此地無絲毫好感的老舍搬到了蒙特利爾路31號。此處的房東一家是典型的英國小市民，他們固執地認為自己的工作是最神聖的，認為英國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這種見解雖然顯得無知狹隘，但那種天生的“國家意識”是值得一貫以敷衍態度應對國事的中國人學習和借鑒的，老舍由此生發了“自然使自己想做個好國民，好像一個中國人能像英國人那樣做國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的想法。
老舍自1924年秋至1929年夏，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教。東方學院以“英國”為本，不以教師的實際水平聘請相應的職稱，每個係的教授全是英國人，本國講師有晉升機會而外籍講師毫無晉升的希望，這讓老舍憤然不已。東方學院還施行開放自由的學製，貫徹因材施教、有教無類的方針，這裏的學生有上至七十歲的老人，下至十幾歲的小孩，隻要交上學費便能入學。老舍在這裏接觸了各種類型的學生，看到了英國人國民精神的積極方麵，讓他對中國國民性有了更為深刻的對比認識。他的學生中，有兩位求知欲望強烈的七十多歲的老人，她們學習都很用功，這種活到老學到老、永不停歇的進取精神讓老舍十分感動。還有一些身為世家子弟的小軍官，他們發奮學習的目的是為了充實自己，以實現英國侵略中國的野心，這引起了老舍不盡的感慨：英國“軍隊中就有這麼多、這麼好的人才呀！和哪一國交戰，他們就有會哪一國語言文字的軍官。想打倒帝國主義麼，啊，得先充實自己的學問與知識，否則喊啞了嗓子隻有自己難受而已”。
英倫生涯在老舍人生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在英國，老舍開始自己最初的文學創作。究其創作原因，不外乎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思鄉之情使然。初到英國時，老舍每逢閑暇之時，或與許地山閑談，或請他當向導遊覽倫敦各處，但半年之後，來到異鄉的新鮮感逐漸消失，孤獨寂寞之感油然而生，而過去在國內的生活經曆始終縈繞於懷，於是，老舍便拿起筆寫下自己對過去生活的印象，以排遣想家的苦悶。對此他曾說過：“我們幼時所熟悉的地方景物，即一木一石，當追想起來，都足以引起熱烈的情感。許多好小說是由這種追憶而寫成的。我們所最熟悉的社會與地方，不管多麼平凡，總是最親切。親切，所以能產生好作品。”“這種作品裏也許是對於一人或一事的回憶，可是地方景況的追念至少也得算寫作衝動之一。”其次，是因為許地山的引領和鼓勵。1924年，老舍來到英國，經易文思教授的介紹，住在了離倫敦有十多英裏的地方，那時許地山正好從美國來到倫敦，也住在那裏。老舍剛到時，許地山正在屋裏用油鹽店的賬本寫作，許地山對寫作的愛好自然而然影響到老舍，而許地山對老舍的鼓勵更增加了其寫作的信心。《老張的哲學》就是在許地山的鼓勵和幫助下創作出來並得以發表的。老舍說道：“寫完此書，大概費了一年功夫。寫完了，許地山兄來到倫敦；一塊兒談得沒有什麼好題目了，我就掏出小本給念兩段。他沒給我什麼批評，隻顧了笑。後來，他就說寄到國內去吧。”後來，老舍在《敬悼許地山先生》一文中又說起許地山對他創作的鼓勵，他說：“在他離英以前，我已試寫小說。我沒有一點自信心，而他又沒工夫替我看看。我隻能抓著機會給他朗讀一兩段。聽過了幾段，他說‘可以，往下寫吧！’這，增多了我的勇氣。”這是老舍創作的又一動因。
再次，這是樸素的民主主義思想和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的激發。“五四”運動是反帝反封建、提倡平等自由與科學民主的愛國運動，經過它的洗禮，再加上“那時節所能聽到的見到的俄國大革命的消息，與馬克思學說”的啟迪，老舍不但關心國家大事，而且關注世界革命。因此老舍雖在國外，但他心係著1926年以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為目的的國內北伐戰爭。他說：“我們在倫敦是一些朋友天天用針插在地圖上：革命軍前進了，我們狂喜；退卻了，懊喪。”革命思想的洗禮，革命形勢發展的蓬勃趨勢，強烈的愛國情感使他時刻關注祖國和人民的命運，這是促使他創作的內在原因之一。
最後，“為人生而藝術”的文學觀的指導。在世界文學特別是歐洲進步文學的熏陶下，老舍逐步掌握了小說創作的技巧，形成了“為人生而藝術”的文學觀。他於教學之餘讀了《伊利亞特》《奧德賽》《哈姆萊特》《浮士德》等世界名著，探索這些不朽之作的奧秘。他在藝術的王國裏流連忘返，希臘悲劇使他“看到了那最活潑而又最悲鬱的希臘人的理智與感情的衝突，和文藝的形式與內容的調諧”。但丁的《神曲》使他明白了肉體與靈魂的關係，明白了真正的文藝的深度。在英倫時期，給他影響最大的還是近代的英法小說。英國的威爾斯、康拉德、美瑞地茨、狄更斯，法國的福樓拜和莫泊桑，都占去了他許多時間，尤其是“康拉德海上冒險的‘英雄主義’，狄更斯流浪漢小說的正義感和人道主義”，以及他們寫實的態度與尖刻的筆調，使他領悟到小說已成為社會的指導者、人生的教科書，從而形成了“為人生而藝術”的文學觀，這是他創作的另一個內在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