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夏天，在辭去山東大學教員職位之後，老舍同家人生活在青島市黃縣路6號的一個僻靜處所，成為職業寫家。在相對而言較為平靜的創作環境下，這一時期的老舍寫作出了大量文學作品。1937年8月，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作為職業寫家的老舍被迫開始了長達八年的流浪抗戰旅程。
一、職業寫家之夢與戰火下的抉擇
早在1934年年初，還是齊魯大學教員的老舍在為自己擬定的年度計劃中，透露出有關文學創作的夢想與障礙：“沒有職業的時候，當然談不到什麼計劃——找到事再說。找到了事做，生活比較穩定了，野心與奢望又自減縮——混著吧，走到哪兒是哪兒；於是又忘了計劃。過去的幾年總是這樣，自己也鬧不清是怎麼過來的。至於寫小說，那更提不到計劃1934年了，恐怕又是馬虎地過去。不過，我有個心願：希望能在暑後不再教書，而專心寫文章，這個不是容易實現的。自己的負擔太重，而寫文章的收入又太薄；我是不能不管老母的，雖然知道創作的要緊。”此時的老舍，雖然因過度疲勞而開始患上背疾，時常痛至無法翻身，但為了“職業寫家”這個夢想的實現，他開始練拳以強體。1934年7月，老舍辭去齊魯大學教職一位；同年8月，他的職業寫家之夢進入嚐試階段。彼時的老舍專程前往上海尋求生存空間和創作機會，對他而言：“我不是去逛，而是想看看，能不能不再教書而專以寫作掙飯吃。我早就想不再教書。”但是現實很快讓他失望，因為“一·二八”的原因，上海的文藝界生存狀況十分艱難，他幾乎不可能單靠寫作養家糊口。為了生計，老舍隻得再度接受教員聘書，換往山東大學任職，成為職業寫家的夢想暫時擱淺。
時至1936年，也就是“七七事變”的前一年，因局勢的再度動蕩和頻繁的風潮，山東大學的教學任務無法正常進行，又基於對被開除學生的義憤，因此，和其他諸多教員一樣，老舍最終選擇在同年夏天辭去職務。這一次，老舍決心留在青島，單憑寫作的微薄收入生活。而《駱駝祥子》則拉開了他作為職業寫家的正式序幕。
有關祥子的素材，是老舍在1936年春天從朋友那裏聽到的，經過再三的醞釀和實地考察，同年暑假，在辭去山東大學的教職後，即開始了《駱駝祥子》——這本被老舍自認為“最令自己滿意的作品”的寫作。
彼時在青島專職寫作的老舍，平均每天可作2000餘字。在平日，除了一日三餐與會見文藝界朋友之外，他幾乎把全部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閱讀、思考與文學創作之中。雖然低廉的稿費讓老舍在物價水平極高的青島生活得極為拮據，但對於創作而言，清貧的生活反為他提供了一種心無旁騖的心境與情境，這是老舍難得的一段黃金創作時期。其時，老舍筆下產生了大量作品，理論性較強的如《談幽默》（1936）、《景物的描寫》（1936）、《事實的運用》（1936）、《人物的描寫》（1936）、《言語與風格》（1936）、《理想的文學月刊》（1937）、《“幽默”的危險》（1937），等等；記錄生活點滴的如《大明湖之春》（1937）、《五月的青島》（1937）、《這幾個月的生活》（1937），等等。在小說方麵，除創作了《我這一輩子》（1937）等作品以外，《駱駝祥子》（1936）在《宇宙風》開始連載，《文博士》（1936）也在《論語》開始連載；而收錄了7個短篇小說的《蛤藻集》（1936）亦開始出版發行。與此同時，老舍還常常收到青年讀者們的習作，他不顧自己強大的工作量和多病之軀，見縫插針地為這些作品進行修改或引薦。
縱觀20世紀30年代初期的中國，對外方麵，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了對我國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上的全麵侵略，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與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之後，日軍對我國華北地區的進一步蠶食激起了全國人民要求“抗日救國”的一致呼聲，但國民黨卻壓製民眾高漲的抗日熱情。艱難生存的勞苦大眾目睹了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無作為的昏庸腐敗，以及在外交上妥協求榮的賣國行徑，終在局麵的緊張與黑暗下掀起了自“五四運動”之後的又一個反帝愛國新高潮。時至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挑釁炮擊宛平城和盧溝橋，時稱“七七事變”；次日，中國共產黨向全國發表堅決抗日的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對中國的侵略。
在如此動蕩的時局下，正在為《宇宙風》和《方舟》的連載寫作《病夫》與《小人物自述》的老舍，不得已中斷了已開始的兩部長篇小說的創作，他必須盡快抉擇是去是留：一方麵，若時局再惡化下去，則日軍的海上艦隊必定封鎖入海口，我軍則必以拆毀膠濟鐵路為對策，青島將成為孤城，鑒於此，離開青島，走為上策；另一方麵，老舍的母親彼時留守北京，時局變化莫測所導致的交通險阻讓老舍母子無法合家團聚；同時，其妻又懷有身孕，並在當年8月1日產下女兒，不宜長途跋涉；社會氛圍方麵，日愈混亂的局麵讓青島的書報全麵停刊，文藝界人士隻得紛紛南下，尋求出路；此外，老舍原本決意暫去的上海，也因局勢日益困厄，不利前往。
走到十字路口的老舍，此時卻收到齊魯大學文學院對他發出的任職邀請。幾經權衡之後，在同年8月13日，也就是日本侵略軍大舉進攻上海、抗日戰爭全麵打響之際，老舍及家眷先後遷居至濟南，開始擔任齊魯大學文學院係主任一職。這一時期，因為貧苦的出身與一以貫之的愛國情操，老舍切膚地關心著人民的疾苦和民族的存亡，並積極熱切地融入到以筆為槍的抗日洪流中。如果說老舍麵對此前“革命文學”的影響，卻並沒有參與到各種文學論戰之中，他更多呈現的是一位笑中帶淚、用幽默去諷刺舊生活種種弊病的愛國進步作家——而並非一位愛國革命作家，那麼此時的老舍，隨著生活軌跡的即將改變，預告他必將以一副新的麵貌呈現於世人麵前，其作品內容也即將走入一個新的局麵。
隨著日寇入侵山東以及國民黨方麵因避戰而導致的接連失利，濟南的局勢進一步惡化，齊魯大學的師生先後疏散離校，眾多友人亦紛紛南下並力勸老舍同往。
此時的老舍再次走到了需要抉擇的十字路口：一方麵，濟南已籠罩在戰火威脅的陰影之下，而作為其生命與精神故都的北平業已淪陷，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亦相繼陷入孤境，對老舍而言，一己安危不足惜，但重要的是寫作的基本環境已沒有保障，因此有必要轉移創作的陣地以求得繼續奮戰的可能性；另一方麵，老舍家中的長子隻有4歲，小女才3個月大，妻子身體尚且疲弱，他也無法拖家帶口在戰亂的國土上奔波——這種兩難境地始終困擾著他。
最終，老舍毅然選擇暫別妻兒、獨自南下。作出這樣的決定，基於兩點：第一，對老舍而言，戰火中隨時降臨的死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若被攻進城中的敵軍所俘虜，則關乎一個作家的人格與尊嚴之保全——這也是老舍一直以來極為珍視的氣節。因而麵對濟南的淪陷，他在自傳中說道：“我在濟南，沒有財產，沒有銀錢；敵人進來，我也許受不了多大的損失。但是，一個讀書人最珍貴的東西是他的一點氣節。我不能等待敵人進來，把我的那點珍寶劫奪了去。我必須趕緊出走。”第二，常言道“國家不幸詩家幸”，但殊不知詩家的“幸”也是需要基本生存作為保障的。
作為文學巨匠及語言大師的老舍，作品的創作及語言的雕琢都需要相對寬容與平定的客觀環境作為依托，但彼時的局勢卻無法給予他這種基本的保障。隻有轉移陣地，老舍才能有繼續以筆為槍，為危難中的百姓、民族以及國家奮筆疾書、全力抗爭的可能性。
1937年11月15日黃昏，濟南城附近的黃河鐵橋在敵軍的狂轟中被炸毀，日本逼近濟南，形勢極其危急。老舍話別深愛的妻兒，懷揣僅有的50元錢，離開了位於濟南的家。在友人的協助下，老舍登上了南下的列車，從此開始了長達八年的流亡之路，亦是革命抗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