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當大多數20世紀20年代就已知名的作家，在時代的更替中出現創作瓶頸時，老舍的文學創作狀態和成果依然是當時同仁中的佼佼者。他用天真的無限的熱忱融入到對新時代的歌頌與建設之中。從1949年回到中國到1966年去世的這17年間，老舍對各種可以體現新中國新麵貌的文藝形式無所不用：新體及舊體詩歌、小說、戲劇、曲藝、相聲，乃至春聯同時，麵對共產黨和國家所號召的每次政治運動，他都快速反應、積極配合，表現出努力融入新社會的決心。但自此，老舍個人化意味濃厚的自由主義書寫印記已然淡去。
一、美國時期：潛心習作與遙思故國
1946年3月4日，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老舍和曹禺離開重慶，乘坐美輪從上海起航，途徑西雅圖而後抵達紐約，進行對美文化交流與講學。
在北美各地的學術活動中，老舍著力對中國的現代文學等進行了介紹。對於此次訪美，老舍認為：“我們必須要使美國朋友們能夠真正了解我們的老百姓，了解我們的文化。在今天，許多美國人所了解的不是今日的中國人，而是千百年前的唐宋時代的中國人。”於是本著文化互動的目的，是年6月，老舍在科羅拉多州丹佛大學參加小劇場節目社會研究會議，隨後出席了人道地方會議；是年冬，老舍應加拿大有關方麵之邀前往加拿大考察講學1個月；次年2月，老舍在費城國際學生總會發表演說。除了向北美世界介紹中國的文學與現狀，老舍還力求對美國的文學、社會現狀等進行考察、了解。期間，他由西雅圖到華盛頓，再到紐約，一路見習美國的舞劇、廣播、音樂劇和話劇。與此同時，老舍將其最主要精力放在小說寫作與翻譯上。曹禺回國後，老舍繼續留美，全力潛心寫作，從1947到1949年間完成了長篇小說《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饑荒》和長篇小說《鼓書藝人》，並協同將《四世同堂》《鼓書藝人》等作品譯成英文。
早在1946年9月期間，老舍在紐約市一個專為職業藝術家而開設的休養地雅鬥（YADDO）入住。在那裏，老舍白天健身與習作，晚上與同在雅鬥的國際友人暢談中國的種種。在文人史沫特萊的幫助下，老舍為“文協”籌募到善款；同時，他還與美國著名作家賽珍珠交好，後者協助老舍處理了作品的翻譯事宜。盡管如此，異國的孤寂生活和國內曆經內戰的創痛讓老舍對祖國牽腸掛肚，而他在抗戰時期留下的病痛已經蔓延至腿部和脊椎，這種身體之痛亦加深了他在異鄉的愁苦。在寫給臧克家的信中，老舍抱怨道：“住在紐約，十裏洋場，夠熱鬧的了，我卻一個人獨守空房。”1949年5月27日，上海大解放，得知消息的老舍在美國一改往日的愁苦，主動下廚宴請他結識的日本朋友，回國之心已切切。他對朋友說道：“不管遭遇到什麼苦難，我仍是中國的作家，光在美國是寫不出什麼東西的。不和中國民眾共同生活，耳畔消失了華語鄉音，那麼我寫不出真正的文學作品。”1949年7月的中國，在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周恩來同誌明確表示：“打倒了國民黨反動派，鏟除了障礙，南北兩路文藝隊伍大會師了，就是缺少我們的老朋友老舍，已經邀請他回來了。”同年10月，老舍接受了馮乃超和夏衍先後寫來的回國邀請信，拒絕了此前曾接到的發自中國台灣與英國的邀請，決心回到祖國大陸。值得一提的是，在臨行前，老舍曾對朋友喬誌高說過，回國的主要原因是與家人團聚，因而要實行“三不主義”：不談政治，不開會，不演講。當然，此後的老舍感召於祖國的新貌，未能“踐約”。
1949年10月13日，老舍隨船從美國的三藩市出發，途經檀香山、橫濱、馬尼拉等地，途中的劇烈顛簸使得老舍坐骨神經舊病複發從而導致愈加嚴重的腿痛。11月4日，當輪船抵達香港時，老舍幾乎已無法走動。在香港等待北上的船票長達24天之後，11月28日，老舍終於登上了駛往天津的客船。由於險惡的政治環境，客船繞行於台灣東岸、上海外海、朝鮮的仁川直到12月9日清晨，客船上的老舍終於望見了闊別已經整整14年的華北大地，當日傍晚，老舍由天津的碼頭踏上了祖國的土地。碼頭工人和接待人員的熱情接待，讓老舍對新中國的新氣象感到無比激動與溫暖。
老舍感概：“在抗戰中，不論我在哪裏，‘招待’我的總是國民黨的特務。他們給我的是恐怖與壓迫，他們使我覺得我是個小賊。現在，我才又還原為人，在人的社會裏活著。”
二、新中國時代：人民藝術家
天津社會秩序的和平有序以及廣大人民的真誠樸實，讓老舍為新中國的到來而倍感歡欣鼓舞。回京心切的老舍於12月10日，在陽翰笙同誌的陪同下，迫不及待地去見了周恩來同誌。較之途中遭遇到他國的不平等相待，老舍深感這個不再有壓迫的新國家，才能給予他無限平安及感動：“回來一看，變化多大嗬，真叫人高興！我覺得，好似心裏推倒了一堵牆我的這條不大聽使喚的腿，好像也活便了一點。”在北京，老舍與分離長達15年的親人團聚。次年3月，老舍與從重慶來京的妻兒團聚，而後舉家遷入廼茲府大街豐盛胡同10號。在這個栽種了各種花草樹木的四合院，老舍度過了他一生中最後的17年。在這橫貫1950—1960年代中期的17年日子裏，老舍的身份變成了一個具有更多意味的多層麵集合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