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獨特地位與價值，在於他對文化批判與民族性問題的格外關注。老舍小說是對轉型期中國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靜審視，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戀，而這一切又都是通過對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風俗描寫達到的。老舍小說注重文化元素的傳遞，對世態的譜寫真實而又有世俗的品位，加之其表現形式能夠適應並提高市民階層的欣賞趣味，所以能為現代文學贏得知識分子之外的眾多讀者。
一說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聯想到老舍的文學世界。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創作，而老舍筆下的市民世界又是最能體現北京的人文景觀，甚至成為北京的一種文化象征。老舍的作品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與茅盾、巴金的長篇創作一起，構成現代長篇小說藝術的三大高峰。老舍的貢獻不僅在於長篇小說的結構方麵，而且也在於其獨特的文體風格。老舍遠離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新文藝腔”，其作品的“北京味兒”、幽默風以及以北京話為基礎的俗白、凝練、純淨的語言，是“京味小說”的源頭，在現代作家中獨具一格。老舍創作的成功，標誌著我國現代小說（主要是長篇小說）在民族化與個性化的追求中所取得的巨大突破。
一、老舍小說的思想主題
（一）複仇主題
1923年，在南開中學教書的老舍寫出了他一生中的第一篇小說《小鈴兒》，作品講述了一個遺孤為父報仇的故事。盡管老舍聲稱“在我的寫作經驗裏也沒有一點重要性”，“純為敷衍”校刊而作，但我們卻從《小鈴兒》中發現一股強烈的複仇戾氣，這一處女作的啟示意義顯然不可忽視。
探尋這篇作品的發生背景，我們不得不回到1900年那個令我們民族也令老舍心痛的恥辱時刻。這一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對中華民族犯下滔天罪行。這一年，老舍的父親陣亡於抗擊八國聯軍的戰鬥中，連個屍身也沒撿回來。家裏值錢的東西被侵略者洗劫一空，當時幼小的老舍也差一點死於侵略者的刺刀之下。這段悲慘的國史與家史，自老舍記事起就經常聽母親講述，“直到老母病逝，我聽過多少多少次她的關於八國聯軍罪行的含淚追述”，“母親的述說，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難以磨滅”。以至“在老舍的一生中，不管走到哪裏，它都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他的記憶裏，勾起他的無限辛酸與義憤”。母親對洋兵是深恨的，她以“千真萬確的事實”代替童話，在老舍幼小的心靈中培養起強烈的愛國情感與民族義憤，同時也在老舍心中置下了一個非常沉重的情結，姑且稱之為“複仇情結”。“情結”在精神分析學中指“由個人情緒經驗中一個重大傷害產生出來”的“情緒、思想和記憶”。
老舍由悲慘家史產生的“無限辛酸與義憤”組成的“複仇情結”正吻合著“情結”這一概念應有的內涵指標：“不是人支配著情結，而是情結支配著人。”從此，這個“複仇情結”，“就像一塊放射性金屬，表麵上看來沒什麼害處，其實它卻能放出一種能量，影響周圍的每件事物”，對老舍的思想與創作產生重要影響，甚至成為其創作的“靈感和動力的源泉”。
抗日戰爭的爆發，日寇入侵踐踏國土，這與當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暴行何其相似。這也激活了潛抑作家心中多年的“複仇情結”，並進而強化了這一情結的情感意誌力量。於是，由潛意識浮升到意識表麵，不再需要形象的假借與遮掩，“複仇”成為這一時期老舍心理意識中最強烈的情感與理念，成為其小說最直露和最基本的主題。作家直言動機：“我想報個人的仇，同時也想為全民族報仇，所以不管我寫得好不好，我總期望我的文字在抗戰宣傳上有一點作用。”作家高呼：“我們必須複仇，必須咬牙抵抗”，“民族間的仇恨，用刀與血結起，還當以刀與血解開”，“朋友們，繼續努力，給死傷的同胞們複仇！”這時的作家如複仇勇士，懷著無比強烈的民族義憤，以筆代槍地向臆想中的敵人展開了一場場猛烈的攻殺。武術教師以骨氣擊敗敵人的恐嚇；胖婦人一命換一命，掐死洋鬼子為夫報仇；王二鐵槍殺六個日本兵，英勇就義；三青年自發結盟暗殺日寇；錢仲石與一車日寇同歸於盡，錢默吟在九死一生後儼然成了除奸殺寇的複仇大俠。在一幕幕複仇敘事中，老舍的複仇欲望得到了酣暢淋漓的宣泄。在那些複仇者身上，老舍寄寓滿腔熱望，充分伸展了他的人格意誌。當然，作品也以現實的慘烈教訓和複仇的正義性感召了國人，起到了較好的抗戰宣傳作用，達到了作家預期的創作目的。
（二）生命主題
老舍是一位生命意識異常強烈的作家，他斷言“看生命、領略生命、解釋生命，你的作品才有生命”，並表示要在自己的創作中“以生命為根”。對於老舍的小說創作，趙園指出：“老舍出於文化批判、文化改造的時代熱情，強調傳統家族製的崩壞，以對人性的思考為線索，表達了對舊有倫理秩序——‘四世同堂’的家庭結構及舊式婚姻關係——的懷疑和對合理人生的追尋。”所謂生命意識，在此特指一個作家看待人生的獨特眼光、衡量世事的心理尺度，以及明確的精神信仰、人生信念等，它是作家個性心理結構的核心組成部分。
老舍的生命意識，主要是由他童年、少年時期的成長經曆，以及成年後的人生閱曆共同生成的。由於生於城市貧民家庭，長於貧苦市民之中，加之受善良堅毅的母親的影響，以及周圍長輩的關愛，使老舍產生出植根於心理深層的平民意識；由於生於北京，長於北京，又產生出濃厚得化不開的北京情結；由於兒時以及留學時的切身經曆，以及目睹到的國家危難，這些使他產生出強烈的愛國情懷和使命意識。這種生命意識，促使老舍以被壓迫與被損害者的眼光觀察社會，為勞苦大眾說話。他對舊中國的黑暗現實感到痛心，從而想用自己的筆，揭露黑暗社會，抨擊社會製度，指出中國國民的精神弱點，希望能夠警醒民眾，力求在黑暗中摸索出一條走向光明的道路。而這正是貫穿老舍小說創作始終的似斷實續的主題。
（三）“國民性改造”主題
老舍小說改造國民性主題也是非常突出的，具體有五個突出特點：
1.從中外不同民族的對比角度揭露國民性弱點
老舍把典型人物放在典型環境中加以全麵比較，以此來揭露和批判國民性弱點。
2.在文化反思的基礎上進行國民性批判
老舍基於家國理想的文化的批判，是建立在他接受西方先進思想後而產生的新價值觀念的製高點之上的。
3.從北平市民的底層角度反省和批判國民劣根性
老舍把對國民性的批判和改造放在他所塑造的北平市民階層人物形象上，經由對市民性格的表現，達到對民族普遍性的精神批判。
4.以中庸溫和的態度批判國民劣根性
老舍並沒有陷入對傳統文化和人格的全盤否定，而是表現出了依依留戀之情。在對國民劣根性進行批判時，更多的是溫和同情的諷刺而不是尖銳犀利的抨擊。
5.在反思批判中挖掘國民性優點
老舍在反思批判中努力挖掘民族性格與民族文化中的精神寶藏，以此探究能使民族振興的力量源泉。
老舍改造國民性的理想，是融合東西方優秀國民人格以建構中國現代新人。
老舍理想人格的建構經曆了一個漸變過程，在早期小說中他對中國傳統人文精神過於悲觀，其人格理想寄植在西方。後來所建構的新人形象具有理想化傾向，是中西文化的複合體，但事實上他們的根基仍在東方，這與老舍建構理想人格的初衷也不甚相符。20世紀40年代，老舍高揚傳統意識，對傳統文化、國民性格有了新的認識。他對民族精神的歌頌與讚揚，在某種程度上衝淡了他早期理想人格的建構，但基本精神並沒有改變。在祁瑞宣身上既體現了現代社會的國民人格、國家觀念、追求知識與真理的態度，又散發著儒家文化那種忍辱負重、舍生取義、保家衛國、拯救民族的氣節和憂患意識。至此，老舍的“理想人格”——融合東西方優秀國民人格以建構現代化新人的理想也基本形成。
二、老舍小說的人物形象
老舍是中國現當代文壇上一位有重要貢獻的作家，在現代文學史上很少有作家像老舍這樣把大量的精力用於關注市民生活。他執著地將目光集聚於描寫“人與城”的關係上，將他熟悉的北京中下層市民社會作為表現對象，用眾多的小說為人們構築了一個廣大的“市民世界”。在老舍的“市民世界”中，主要活躍著三類市民形象，即老派市民、新派市民和底層市民。老舍對文化的反思與批判，正是通過這三種不同類型的市民形象的塑造來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