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全書包括三部，即《惶惑》《偷生》《饑荒》。近百萬字，是老舍作品中最長的一部，也是寫作時間最長、花費精力最大、完成過程最艱難的一部作品。
從1944年到1945年抗戰勝利，老舍完成了前兩部。1946年，老舍到美國講學，寫完了第三部《饑荒》。1979年10月和12月百花文藝出版社分上、下冊出版了《四世同堂》（共三部）。它不僅是老舍在曲折的創作道路上尋找自我、發現自我的一個裏程碑，而且是20世紀40年代整個國統區創作的代表作之一。《四世同堂》涵蓋了老舍此前作品的所有主題，結構宏大、氣勢恢宏、抒寫從容，表現出思想和藝術的全麵成熟，是老舍現實主義創作藝術的一個標杆和高峰。
一、《四世同堂》的思想內容
《四世同堂》以抗戰時期的北平淪陷區為背景，透過小羊圈胡同看國家、民族的命運。小說寫了“小羊圈”胡同裏以祁家祖孫四代為中心的各種人物的生活經曆，再現了在日本侵略者的殘暴統治下，城市市民階層由惶惑、偷生到逐漸覺醒、反抗的過程，歌頌了淪陷區人民堅強不屈的鬥爭意誌和抗戰決心，也反映了知識分子的善良、苦悶和奮起。可以說《四世同堂》是一部“筆端蘸著民族的和作家的血寫成的‘痛史’和‘憤史’”。
首先，它表現了北平人在日本侵略者奴役下的艱難生活，以及他們緩慢而曲折的覺醒過程。
小說講述了北平從陷落到日本侵略者徹底投降的八年間，發生的樁樁件件令人哀傷、激憤的故事。老舍逼真而細膩地刻畫了在家破人亡的時刻，舊北平人幻想苟安、惶惑偷生、缺乏英雄氣概和冒險精神的弱點。北平人總是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而想不到去創造曆史或改變曆史。戰爭爆發，祁老太爺還隻想著安享風燭殘年，保住四世同堂；祁天佑隻求靠安分守己的操勞，為自家的老人和兒孫掙得衣食家業；祁瑞宣既想盡孝家庭，又想盡忠國家，但是家庭這個禮教的堡壘，把他牢牢地拴在了屋柱上；祁瑞全逃離家庭，走進戰鬥，卻久久未能找到組織和方向；還有李四爺、常二爺、小崔、孫七、劉師傅、程長順、方六，等等，雖然親身感受到冤屈和恥辱，但每日的吃喝是在無論什麼樣的統治者的管壓下都無法擺脫的事，大家便在惶惑中偷生，誰也不知怎樣才好，槍炮打碎了他們簡單的希求和夢想。麵對詩人錢默吟的被打與被捕，錢孟石的慘死，有的覺醒了，但大多數人隻是敢怒而不敢言。作家以清醒的現實主義態度直麵恥辱的人生，不去粉飾它，如實地描寫它。作家所反映的民族精神素質的許多弱點，為我們提供了認識曆史和人性的一麵鏡子。
但小說也給我們呈現了北平人的覺醒與反抗。老舍沒有按照一定的模式去寫有聲有勢的反抗行動，而是逼真細膩地刻畫了北平人在異族侵略者的統治下緩慢而曲折的覺醒過程，突出了北平普通群眾的亡國之痛和他們靈魂上遭到的淩遲，體現了北平人民不可征服的氣節、掙紮與反抗。第一部《惶惑》描寫了淪陷區群眾貌似惶惑，實則堅決要求抗戰的心情。錢仲石不願當亡國奴，開車摔死一車日本兵；錢詩人為兒子的勇氣感到驕傲，自己也決心以死殉國；祁瑞宣主張“還是打好”，並幫助弟弟瑞全逃出北平投入抗戰的洪流；胡同裏的小崔、長順等人也每天爭論戰事情況，詛咒日本人，甚至小崔還痛打了一個坐車不給錢的日本兵每個有氣節的北平人麵對突如其來的淪亡，他們要求反抗的信念卻是堅定的。在第二部《偷生》中，錢詩人脫下長衫成為抗戰的鬥士；祁天佑、常二爺不甘受辱，以死抗爭做人的尊嚴；劉師傅將妻子托付給瑞宣，逃出北平奔赴國難在第三部《饑荒》中，連祁老太爺也改變了他一向的謹慎而怒斥日本人和特務；祁瑞宣終於走出了自責與愧疚，成為了一個戰士淪陷區的人民在敵人的殘酷掠奪所造成的嚴重饑荒中走向覺醒，完成了普通大眾由惶惑到覺醒的蛻變。
其次，小說深刻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凶殘、虛弱與無恥的本質。
作家意圖借北平人民的亡國之痛突出占領者的殘暴，但他顯然不是著重敘述和描繪侵略者的暴行事件。作家的觸角，伸向了侵略者的神經末梢，用一種主觀抒情色彩很濃的筆墨，去鞭撻那些由於瘋狂、貪婪和傲慢而使自己變成了“色盲”的戰爭狂人。小說通過八年之間北平人民每日每時都經曆著的、充滿痛苦和屈辱的生活情景，有力地控訴了侵略戰爭的製造者。在老舍筆下，戰爭狂人們不僅施一切暴虐於淪陷區的百姓，讓他們隨時隨地麵臨死亡的威脅，隨時隨地遭受強加的侮辱，而且還將殺人當做一種藝術，像魔鬼一樣欣賞著各種酷刑和死亡，同時他們還驅使自己公民中的男子充當炮灰，強迫女子淪為營妓，直到無條件投降的前夕，他們還不忘鼓吹“聖戰”的濫調。日本侵略者就是這樣殘暴無恥，他們以為隻要賄賂了北平的一兩條狗，便能偷到大宅子中值錢的東西，妄圖以極小的損失換取極大的收益，他們沒想到平津陷落後，中國竟開始了全麵的抗戰。他們一麵殺人放火，一麵又想用紙把血跡與火場蓋上，其結果是武士變成了小醜，武士道精神變成了自欺欺人的把戲。
老舍對侵略者的走狗——漢奸敗類，也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和諷刺。冠曉荷與祁瑞豐都是認賊作父、有奶便是娘的漢奸。他們一個是體麵而完美的蒼蠅，一個是四世同堂的敗家子，他們沒臉沒皮、無恥至極，最後一敗塗地地死在日本人手裏。
還有滿臉雀斑、聲如洪鍾、氣勢淩人的大赤包，為了做官，四處奉迎巴結，她的心中完全沒有羞恥二字。她指使冠曉荷出賣錢默吟一家，出賣女兒的色相籠絡特高科科長李空山，最後，她被藍東陽陷害，以貪汙罪入獄，瘋癲而死。而藍東陽本人更是心術不正，眼斜、鼻歪、口臭，沒有半點民族氣節，為人處事孤僻、陰冷，醜態百出。
作家活畫了漢奸敗類的醜惡、無恥的嘴臉，主張像掃垃圾那樣把漢奸清除掉。漢奸的命運和他們的日本主子一樣，是沒有好下場的，他們必定會走向滅亡。
最後，小說對中華民族的國民性改造問題作了深入思考。
小說通過追本溯源的深層思辨，認為產生病態國民精神的淵源是我們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精神負累——愚忠、愚孝、愚悌。《四世同堂》這個題目在某種層麵上暗示了這種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倫理的，是“以家為本位”的。老舍繼承了魯迅改善國民靈魂的“五四”傳統，他把造成國人性格懦弱、敷衍、苟且偷安的思想歸結於這種傳統文化。小說豐富地展示了傳統家族倫理，如婚嫁、禮俗、時令、壽誕、交際、喪葬以及商賈等倫理秩序和意識，主要是以血緣、家族為核心建立起來的一套倫理規範如何影響和製約現代人的生活和心理。老舍在作品中集中地審視了中國家族文化，對其消極性因素進行了理性的審視與批判，如對祁老太爺和祁瑞宣的審視與批判。祁老太爺禮讓、克己，是所謂中國傳統“精髓”文化的體現者；他忠實於傳統禮教習俗，回避政治紛爭，“善良”到了逆來順受的地步；在他心裏，宰相大臣才是管國事的，而他自己不過是個無知的小民；他一心渴望安享“四世同堂”的天倫之樂，直至美夢被無情地擊碎，才有所覺醒。而祁瑞宣作為知識分子知書明理，一心要為國赴難，卻又隻能為家這個禮教堡壘所困，感歎一句：“沒有四世同堂的鎖鏈，他必會將他一點點血灑在最偉大的時代中，夠多麼體麵呢？可是，人事不是想象的產物，骨肉之情是最無情的鎖鏈，把大家緊緊串在同一命運上。”隻有空想而疲於行動，家族文化“禮讓、克己、盡孝”的毒素毒害了瑞宣的大腦，限製、束縛了瑞宣的手腳。
家，在中國是禮教的堡壘，而這個堡壘卻容納了包括等級觀念、宗法思想、倫理道德、風俗習慣等諸多家族文化的內容。中國封建社會的典型特征是它的尊卑貴賤的等級秩序，這種嚴格的等級秩序不僅限製了人們表達自己思想與情感的自由，而且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國民的奴性心理。漢奸冠曉荷在憲兵和便衣麵前奴性十足，他“把臉上的笑意一直送到腳趾尖上，全身像剛發青的春柳似的柔媚地給他們鞠躬”。祁瑞豐、藍東陽等同樣媚態十足，唯日本人是從。老舍對傳統文化中的消極因素認識得十分清醒，他揭示出正是由於文化等級觀念的毒害，使底層群眾早已習慣於嚴守本分；日本侵略者也正是懂得並利用中國傳統文化的消極麵才使得漢奸受其驅使、為其所用。
老舍在揭露傳統文化的弊端時，也不斷在傳統文化、傳統民族性格潛在力量的挖掘中尋求民族振興之路，催促傳統文化的新生。老舍在批判祁老人、祁瑞宣、錢詩人身上傳統文化的痼疾之時，也描寫了他們身上所表現的傳統文化的優點以及他們的反思與覺醒。小說表現了家族倫理、生存倫理與民族國家倫理三者之間的矛盾，既對傳統家庭倫理和生存倫理進行了反省和批判，又揭示了民族國家倫理意識的覺醒與生長。在老舍文學創作的價值世界裏，最為集中的倫理觀念是社會正義與個人德性。中國人民的不可征服正是源於傳統文化中“國高於家、身死為國”的觀念和教誨。因此，老舍在批判作為禮教牢籠的“四世同堂”的同時，也肯定了它體現出來的團聚人心、共禦外敵的積極一麵。老舍對中國傳統家族文化的反思是站在民族、國家的立場上的，因此，他對那些在國難之際出賣民族利益、有辱民族氣節的醜惡行徑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同時積極肯定那些舍家為國、不畏強暴的愛國行為。老舍對抗日戰爭的描寫，不是戰場上的戰鬥，而是“亡城”中之國人的屈辱和新生，是對於這場民族災難的反思，對中華民族之所以處於危亡境地的社會和文化根源的反思，並且反思達到了相當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