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是以長篇小說家的姿態登上文壇的，在他畢生近四十年的創作中，他以多部有影響的小說、獨特的藝術成就，豐富了中國長篇小說的藝術寶庫，也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老舍一生中創作了《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小坡的生日》《大明湖》（原稿遺失）《貓城記》《離婚》《牛天賜傳》《駱駝祥子》《選民》《小人物自述》《火葬》《四世同堂》（包括《惶惑》《偷生》《饑荒》三部）《鼓書藝人》《無名高地有了名》《正紅旗下》共16部長篇小說。中篇小說有《我這一輩子》《新時代的舊悲劇》。《駱駝祥子》《四世同堂》已在前麵兩節予以專門探討，此處不議。因此，本節主要探討的是除此之外的中長篇小說。
縱觀老舍的創作，可以大致分為這幾個時期：
一、以“文化批判”視角初涉文壇
1924年夏，老舍得到燕京大學英籍教授易文思的推薦，赴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華語講師，在英國陸續寫成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開始了在文壇的初期創作。這是老舍初涉文壇之作，技巧上雖然稍顯粗疏，但是已見老舍獨特的文化批判特性。
《老張的哲學》初載於1926年下半年的《小說月報》第17卷7至12號，1928年由商務印書館初版發行。它以諧謔的筆調，淋漓盡致地嘲笑宗法製城郊的世俗哲學。小說的主人公是北京北郊二郎鎮的老張，他的大號叫張明德，他所“明”之“德”是“錢本位而三位一體”的哲學。他身兼兵、學、商三種職業，信仰回、耶、佛三種宗教，職業、信仰都圍繞錢眼轉。他既辦學堂又看風水，又兼營高利貸，既在衙門掛名為巡擊，又在雜貨店私賣鴉片，真是文武雙全，陰陽都曉。他和南飛生等人勾心鬥角，爭奪北郊自治會的理財實權，又以高利貸鉗製債戶，逼人賣女為妾。更為可悲的是，老張的渾身地痞習氣竟在社會上行成密網，連正直的青年李應、王德都難逃厄運，在自由戀愛的對象被逼賣身之後，或下落不明，或重病纏身。在藝術上，《老張的哲學》初次體現了老舍戲謔的筆調，在結構上則是較為鬆散。“在人物與事實上我想起什麼就寫什麼，簡直沒個中心；這是初買來攝影機的辦法，到處照像，熱鬧就好，誰管它歪七扭八，哪叫做取光選景！”結構上雖然十分的鬆散，但是涉及教育、政治、債務、婚姻製度等方麵，以不算狹窄的視野“一半恨一半笑”地看那個灰色的宗法製社會。
《趙子曰》描寫的則是北京鍾鼓樓後麵天台公寓一群大學生荒廢學業，顛三倒四的生活，旨在解剖“國民的劣根性”。它的文化批判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麵：
首先，以詼諧幽默的筆法刻畫出“趙子曰”們的典型形象。從人物名稱可以看出，“趙子曰不是一時一地的人物，小說頗有深意的取《百家姓》的首姓和《論語》第一章開頭二字，作為他的姓名。”他愛慕虛榮，受人奉承便得意忘形，連考試時名列榜末也自我安慰：“倒著念不是第一嗎？”他喜歡排場，慷慨解囊去宴請虛情假意的“朋友”，在通宵達旦的打麻將中流水一般地輸錢。他不務正業，在鬧學潮中受人慫恿，綁打校長，被學校除名。他依然不曾醒悟，閉著眼睛混世，受盡了表麵花言巧語的人的耍弄。透過趙子曰們喝酒、做官、玩女人的生活理想，作家剖析了他們卑微的心理和空虛的靈魂。《趙子曰》中的歐陽天風與《老張的哲學》中的張明德堪稱一丘之貉，而有正義感和上進心的李景純則寄托著作家的希望。除此之外，老舍在《趙子曰》中塑造了幾個典型的學生形象：如做什麼都講第一的自欺欺人的趙子曰；專愛打聽和傳播秘密的武端；以新詩來發表哲學的迂腐見解的周少濂；為利益不擇手段的流氓學生歐陽天風等。這些典型的學生形象揭示了老舍對學生現象的關注和批判視角。
其次，對“五四”學生“鬧學潮”現象的反思。《趙子曰》描繪的是“學潮”，而非學生運動，這是對當時“五四”學生運動的反思。他寫學潮突出的是“鬧”字，“鬧”字包含著喧囂騷動、擾亂常態等相當豐富的內容。通過文中兩件事情——“打校長”和追求“女學生”這兩條線索的描寫，老舍以獨特的視角反思了文學界，進一步暴露了學生團體似新實舊的內部危機。這種反思與當時的主流話語是相悖離的，導致了老舍在30年代的創作不被主流文化所接受。
之後的《二馬》是老舍在英國創作的第三部小說，其秉承了老舍文化反思的精神，是老舍早期小說的代表作。與《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曰》靠回憶和想象來描寫純粹的北京人、中國事不同，老舍調動了他在倫敦四五年裏積累的真實生活經驗和感受，第一次把中國人置於西方文化的背景之下來表現20世紀20年代中英的文化差異和衝突。這在老舍的作品中是獨一無二的，也為中國新文學開辟了一個全新的題材領域。老舍談到：“寫這本東西的動機不是由於某人某事值得一寫，而是在比較中國人與英國人的不同之處，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著些什麼，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們的個性，可是我更注意他們所代表的民族性。”老舍的這種意識顯然是十分自覺的，他是有意識地從他者與自我、中國與西方的關係中來塑造人物形象的。它的背景與前兩部相比有所變化，以馬則仁（老馬）、馬威（小馬）父子從北京到倫敦的生活軌跡為經，以中英兩國國民性的比較為緯，展開了較為廣闊複雜的畫麵。《二馬》使老舍前期創作達到了一個高度，他把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對照，既寫出了新舊交替時期中西的民族心態，更是通過這種對照，刻畫中國人的靈魂，對中國國民劣根性進行批判，企圖以現代精神對傳統素質進行調整。《二馬》表現了老舍的中西對照的文明觀，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塑造了以英國人伊牧師、亞曆山大、溫都太太、瑪力、保羅等人物為代表的西方形象
在為英國人畫像的過程中，作家肯定了其中的兩個人：伊牧師的女兒凱薩琳和西門爵士。通過肯定這兩個人物形象，老舍表達了他對英國文化中積極因素的讚同：富有理性、推崇知識與文化、崇尚自由、獨立等方麵。
但是，老舍雖然意識到中國文化相對於英國文化落後的一麵，可他並沒有因此對西方文化頂禮膜拜，而是對西方文明中的狹隘和膚淺也進行了犀利的批判。小說中寫到了許多英國人深受報刊、雜誌和媒體的影響，把深受災難的中國人看成“世界上最陰險、最汙濁、最討厭、最卑鄙的一種兩條腿兒的動物”，把中國人妖魔化。例如，在他們眼裏，中國人會在屋裏煮老鼠吃。還有一些英國人，在麵對中國、中國人時總是表現出他們不屑的鄙夷和狹隘的自大，這是不了解中國的一群人。
對於這樣一些人，作家給予了漫畫式的刻畫。對於這些英國市民中的狹隘愛國主義觀念，他們身上體現的殖民主義色彩，老舍在幽默的筆觸中給以了諷刺，斥責了他們的討厭和膚淺之處。
2.塑造了以老馬、小馬、李子榮為代表的老派市民、新派市民和理想市民三種形象
老馬是中國幾千年來曆史文化積澱的化身，是“鄉土”中國的子民，他活著的誌願就是做官，除了做官不屑於做任何事情，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官迷”。他深受中國封建思想等級觀念的影響，雖不是個稱職的老板，卻對李子榮處處以“掌櫃”的身份嗬斥；對小馬也是如此，明知兒子比自己強，也要不失時機地教訓兒子，並且總要加上句“我是你爸爸”。他身上有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到英國後後悔沒帶本算命的書；去視察古玩店時，毫不理會經營情況，隻歎息古玩店的“風水”不好，“教堂的塔尖把風水全奪去了”；性格上又分外的懶散，是倫敦“第一閑人”，但是花起錢來又喜歡鋪張作派，貪圖享受。通過對老馬這個人物的塑造，老舍審視了民族精神的弱點，並提出民族“老化”的警告，說：“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來就是‘出窩老’這個國便越來越老，直到老得爬不動了，便一聲不出地嗚呼哀哉了！”與老馬相對應的則是小馬的形象，他一方麵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割不斷的聯係，具有知識分子的傳統美德，但是另一方麵，舊文化禮教帶給他的種種責任像枷鎖一樣束縛住他，他無力解脫，隻好陷入“愛情、孝道、友情、事業、讀書，全交互衝突著！感情、自恨、自憐，全彼此矛盾著！”這樣的境地。性格特征和文化淵源決定了他的優柔寡斷，他所處的環境決定了他在理想和責任之間徘徊而找不到出路。老舍在他的身上寄予著中國文化的影子：在傳統與創新之間徘徊，既擁有著傳統的優點，也拋不掉傳統的糟粕，在“五四”前後那個急劇動蕩的時代，和小馬一樣不知路在何方。而與小馬相比較的是夥計李子榮的形象。他是老舍塑造的理想人物形象，他體現著老舍對於實幹派的欣賞。他不僅具備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善良、熱心、有同情心、健康正直等優點，更重要的是他汲取了西方文明中的積極進取、注重事業的思想。在經濟上自己獨立，在金錢上則是人我分明，在文化上講究中國的交情。這個人物正是反映了老舍的文化觀：對外來的文化，去其糟粕，吸取其優良因素。
3.老舍以人物形象的象征和對比完成對西方文明和中國文明的對照和評價，從而反映出老舍在當時較為開明的文明觀
老舍通過《二馬》這部作品對中西文由和理性，強調開拓與進取的文化精神，但是也寫了英國人對中國人的無知與傲慢，寫了傳統西方文明造就的人性弊病。而對中國文化中富有人情味、重視親情、善良等品性予以肯定，但是也毫不留情地暴露了傳統中國文化中的積習和陋病。
對於《二馬》中所塑造的理想人格，無論是中國人還是英國人，在老舍眼中都是融合了中西方文化的優秀傳統，摒棄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糟粕，具有開放的胸襟和兼容性格的象征體，從而可以看出老舍的中西文化觀：客觀、公允地看待中西文化中各自的優點和缺點，以開放的姿態汲取文化的優點，拋棄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重塑新的民族文化。
二、以童話和寓言為主的過渡期
老舍在新加坡時期寫成的童話《小坡的生日》和在1933年寫的《貓城記》可以看做是老舍創作時期的銜接與過渡。這兩部作品被老舍自己證明是“實驗時期的失敗之作”。《小坡的生日》是部童話題材的作品，雖然思想上有些模糊，但它借主人公小坡夢入“影兒國”的曆險奇遇，表現了作家對被壓迫民族的深切同情和“聯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奮鬥”的願望。而《貓城記》則是以寓言來揭露國民劣根性的批判之作。這兩部作品在藝術上稍顯粗疏，是老舍投入創作時期對文學探索的實驗之作。近些年，隨著研究者對老舍作品的重新審視，過渡時期的作品《貓城記》也越來越吸引研究者的眼光。
《小坡的生日》是老舍創作的一部長篇童話，作品以生活在南洋的男孩小坡和他的妹妹為主人公，講述了小坡生活中的有趣故事，故事後半段完全是小坡的夢境，但也隱含了作家對南洋種種現實弊端的嘲諷。老舍在《我怎樣寫
》一文中說道：“希望還能再寫一兩本這樣的小書，寫這樣的書使我覺得年輕，使我快活；我願永遠作‘孩子頭兒’。對過去的一切，我不十分敬重。曆史中沒有比我們正在創造的這一段更有價值的。我愛孩子，他們是光明，他們是曆史的新頁，印著我們所不知道的事兒——我們隻能向那裏望一望，可也就夠痛快的了，那裏是希望。”《小坡的生日》文筆簡潔，格調活潑，富有想象與幻想的成分。同時作家運用象征與比喻的手法來影射自己對許多問題的看法。老舍在作品中所反映的時代精神以及對新加坡，乃至整個世界未來走向的預言是難能可貴的。他在作品中展示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精神還被認為是後殖民思想的表現。 《貓城記》是老舍長篇小說創作過渡時期的作品。這部小說問世以來，人們對它的責難是公認的。然而，隨著近幾年老舍研究的深入，《貓城記》也越來越受人們重視。 《貓城記》寫於1932年，是一部寓言體的諷刺小說。這部小說最初由《現代》雜誌第1卷第4期起開始連載，至第2卷第6期續完。小說通過從地球去到火星上的一位漂流者在貓國的種種經曆與見聞，用象征手法從多方麵揭露了當時中國的黑暗現實。《貓城記》描寫了“我”乘坐的探險飛機墜毀於火星，待“我”蘇醒過來，所見的是另外一個星球。這裏居住著貓人，他們生性敬畏外國人，於是貓國人的豪紳大蠍把“我”這個域外來客擄去，奉為“保護神”。“我”也得以了解這個世界。“貓人有曆史，兩萬年的文明”，他們自詡為“一切國中最古的國”。貓國人以“迷葉”為“國食”，人人有癮，吃得個個筋骨鬆軟，不思創業。“我”賃居於一個公使的遺孀家中，大雨淋塌房子，壓死公使的八個小妾，公使太太不哀憐死者，反而指著她們的屍體，數落著她們生前與自己爭風吃醋的劣跡，她唯一痛心的是不能帶著這八個小狐狸精接受皇帝賜予的“節烈可風”的大匾。而在外國留過學的小蠍，讓我搬進他主持的文化機關居住。使“我”得以看到貓國人的大學教育，看到了校長私吞公款，學生毆打教員的鬧劇。“我”還看到古物院以拍賣祖宗的文物為業，以所得之資濟政府的急用和飽個人的私囊的不肖子孫的行徑。最後以“我”的離開，貓國的滅亡為結局。小說所展示的典型環境是現實中並不存在的，但是，隨著情節的發展，讀者卻愈來愈分明地感覺到作家所寫並非海市蜃樓，而全部是現實人生。 《貓城記》的批判特色表現如下： 首先是對當時中國國民精神的深刻揭露和鞭策。《貓城記》對當時中國的黑暗處境做了全麵的揭露和批判。小說《貓城記》通過“我”的口尖銳地指出了這一點：“貓國人是打不過外國人的。他們唯一的希望是外國人自己打起來。外國人互相殘殺，貓人好得個機會轉弱為強”。“我們去投降，誰先到誰能把京城交給敵人，以後自不愁沒有官做”。——這是何等刻骨的諷刺！這種賣國求榮的諷刺，實在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切反動統治者的共同寫照。 老舍創作《貓城記》時候剛從國外歸來，對於國內各方麵的種種情況，感覺特別敏銳。人民群眾長期以來在封建主義奴役下所形成的種種落後的精神病態，成為祖國走上新生之路的巨大障礙。他在小說中尖銳地指出：“國家滅亡是民族愚鈍的結果。”老舍還通過作品中貓國的那位胖子感慨道：“國民失去了人格，國便慢慢失了國格。”貓人的麻木、卑怯、糊塗、自私，成為貓國貧弱和失落國際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至於貓國人的無見識、不覺醒、好圍觀的國民性的暴露，在文中更是多次出現。小說中大鷹本是一個替貓人雪恥的犧牲者，可是當他的頭被懸掛起來以後，貓人們卻隻知道糊裏糊塗地圍觀、看熱鬧，並因此而擠死了三位老人、兩名婦女。 這種對國民性精神問題的揭露，可以看出老舍當時的思想啟蒙的態度。老舍以藝術家的敏感和社會責任心，使這部作品增強了現實主義的批判力量。 其次，對當時中國教育製度的深層關注和對侵略者罪行的有力批判。《貓城記》以相當多的篇幅揭露了教育界的混亂現象，指出“我們的新教育是個笑話”，“有學校而沒有教育”。在這裏，小孩第一天入學便算是大學畢業，因此貓國的大學畢業生在火星上排名第一。在這裏，教育經費總是被皇上、政客、軍人拿了去，因此經常發生索薪運動。這裏的大學教育同樣糟糕：學生毫無秩序；教員已經二十五年沒發薪水了；畢業證書隨便拿，大家都是第一。小說對教育界的種種弊端持誇張的手法，但是對於這些弊端，卻是作了切中要害的解剖。《貓城記》還揭示出令人心痛的事實：“貓國的法律管不著外國人。”這就使得外國人在這裏可以隨心所欲地為非作歹。小說結尾處所著力描寫的“矮兵”們的罪行是令人驚心動魄的：他們侵入貓國之後，橫行無忌，亂砍亂殺，甚至還挖坑將貓人一群群地進行活埋，使哭喊之聲不絕於耳。這種慘絕人寰的場麵，使“我”不禁發出了“矮人們是我所知道的人們中最殘忍的”這種充滿深仇大恨的憤激之言。這些描寫是對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的配合，也無可辯駁地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愛國主義正義立場。 除此之外，從藝術審美上來說，《貓城記》與前麵老舍的創作風格截然不同，顯示了老舍黑色幽默的內涵。在此之前，老舍的創作雖然偶有悲壯，但是大都是清一色的喜劇。《貓城記》體現了老舍的悲劇幽默。《貓城記》展示的是一個沒有明天的世界，生存在那個世界的人們已經走向了他們的末日。不吃飯、不說話、沒有文化、沒有教育，良知隨著理想的破滅而消逝殆盡那裏的一切都在走向死亡，那裏的一切都在無可救藥地腐爛發臭。當侵略者把所有的貓人趕盡殺絕的時候，剩下的兩個貓人也沒有一個麵對敵人而是繼續自相殘殺，結果由兩個貓人的相殘而不是敵人的屠殺來完成了貓人的滅絕。麵對這樣一灘絕望的死水，老舍在創作上不由自主地從喜劇情調走向了悲劇意識。整部《貓城記》最有價值的正是它那種徹底絕望的幻滅感和勇於直麵人生直向死亡的悲劇感。貓人既然無法自救，那就隻能走向滅亡！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告別過去，也不是以掘墓人的姿態來麵對一個行將被埋葬的舊世界，而是一種準備與過去同歸於盡的清醒認識。《貓城記》中通過“灰色”“厚重”“沉悶”“慘淡”等詞語的重複使用，對產生悲鬱、有氣無力的氣氛起了重要作用。在讀到第一個“灰色”時，讀者已在心裏產生一點灰色的印象，繼而作家又用類似的話語多次描述，加深悲劇感。 《貓城記》雖然成就顯著，但另一方麵它又存在著一定的缺點和錯誤。它並沒有提出積極的主張和建議，未能精到地搜到病根和給貓人想出自救、自新的辦法，但最重要的還是作家脫離了當時革命的政治鬥爭，對革命、革命理論和革命政黨有認識上的謬誤。老舍的夫人說得很中肯：“這部書反映了一個徘徊在黑暗中不斷尋找真理的舊知識分子的痛苦處境，反映了一個老作家複雜曲折的成長過程。”從整體上看，《貓城記》的成就仍然是主要的，它反映了老舍在小說創作過渡階段的思考與局限。 三、轉向“含淚的幽默”的成熟期 經過過渡時期的創作探索，作於1933年的《離婚》代表著老舍重新回歸幽默，標誌著老舍創作走向成熟時期。之後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麵爆發，老舍也迎來了創作上的高峰期。這一段時期老舍發表了《牛天賜傳》《駱駝祥子》《火葬》《選民》《鼓書藝人》《無名高地有了名》《四世同堂》等長篇小說和《我這一輩子》《新時代的舊悲劇》等中篇小說來反映抗日戰爭下人們的受壓迫和反抗。老舍是以自覺的文化評判走上文壇的，他對人們的愛和恨總是建立在具體的時代背景之下。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麵打響，老舍關注了社會各個階層在國破家亡中的表現以及他們對民族和國家命運的擔憂和反抗。發表於1933年的《離婚》一向被認為是老舍回歸“幽默”的界碑，它也是老舍長篇小說創作開始成熟的標誌。《離婚》代表著老舍重新回歸幽默，是“含淚的幽默”的代表作品。 老舍通過對題材的積累和經驗的沉積，創作了《離婚》這部藝術上的沉澱之作。這部小說以幽默、簡勁的筆墨，從容舒展地描繪了市民社會的凡庸空氣和“好人性格”，批判了隨遇而安、消沉疲頓的市民階層的“日常生活哲學”，使人們對那種傳統文化積澱而成的古都市民的心理形態和生活方式，擁有感性和理性的認識。 主人公張大哥有北京市民社會中的好脾氣，講交情，有人緣，是一個典型“北京大哥”形象。小說從一開頭就這樣概括到：“張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他一生所要完成的神聖使命，就是作媒人和反對離婚。他的人生哲學的要義就是敷衍矛盾、爛抹稀泥、修殘補缺等。可悲的是張大哥這套人生哲理和行事規矩既庸俗無聊，又蒼白、無生氣。它使小市民、小職員們一個個變成在泥沼中拖著尾巴規規矩矩爬行的龜鱉，卻既不能改變世態的炎涼，如張大哥兒子出事後眾人“躲著走”的態度，更不能抗衡政治製度的惡化，老北京並不因張大哥這類人的存在而絲毫改變什麼。作品在暴露官場腐敗、社會黑暗的同時，以更為嫻熟的藝術技巧、悲喜交融的藝術形式和油滑的幽默筆觸，對因循守舊、敷衍、妥協的生存哲學給予了揶揄嘲諷與徹底否定，蘊含著深刻的社會曆史內容。《離婚》代表著老舍小說創作的核心思想，即將批判市民性格和批判造成這種性格的社會生活環境、思想淵源和文化傳統合一的思想得以全麵而係統地確立。從藝術風格論，《離婚》則是含蓄而機智，自幽默中“發出智慧與真理的火花”，適度而有節製，使老舍的幽默藝術趨向於成熟。這種“含淚的幽默”的藝術特色具體表現如下： 首先，悲劇人物的喜劇描寫。老舍早期的作品《老張的哲學》《趙子曰》等從總體上看也是喜劇作品，對人物的描寫也都是令人發笑的，但是這種幽默主要集中在對人物的姿態、言談舉止的取笑、逗樂上。而《離婚》中的人物描寫是從人物的思想深處發掘性格中本來就有的幽默素質，進行入木三分的刻畫。老李與張大哥都是具有悲劇色彩的人物，但對這兩個人物的描寫，從他們在小說中一出場，就帶有誇張的漫畫色彩。比如文中人物老李，“穿上最新式的衣服會在身上打轉，好像裏麵絮著二斤滾成蛋的棉花他要說他學過銀行和經濟學，人家便更注意他的臉，好像他臉上有什麼地方對不起銀行和經濟學的地方”。而另一個人物張大哥，“襟前有個小袋，插著金夾子自來水筆，向來沒沾過墨水放假的日子肩上有時候帶著個小照相匣，可是至今還沒開始照相”。“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煙鬥、手杖，全是摩登人用過半年多，而頑固老還要再思索三兩個月才敢用的樣式與風格”。“他的服裝打扮是叫車馬行人一看便放慢些腳步可又不是完全停住不走”。“張大哥的每根毫毛都是合著社會的意思長的”。張大哥這一形象比較集中地體現了老舍小說的喜劇風格。然而，所有這些喜劇描寫並沒有掩蓋住張大哥悲劇性的人生。 當兒子進了大獄，平時友好的同事除了老李誰都不願幫忙，小趙又趁火打劫，他卻束手等死，毫無辦法，往日的“常識”全部失靈，苦心經營的關係全部解體，幾乎家敗人亡。這種悲劇的氣氛，是通過喜劇性的描寫來對比出來的，顯示了老舍對具有小市民性格的知識分子可悲命運的展示。 其次是用調侃、諷刺的手法來描寫灰色生活，營造幽默感。《離婚》整篇小說都是在描寫籠罩在知識分子頭上的灰色的生活，但是對這種灰色生活的描寫卻絲毫沒有用悲慘的詞彙，相反透露出一股喜劇色彩。張大哥及財政所裏的那群人隻要不涉及自身利益，對任何事都是采取敷衍塞責的態度。科員們在機關混日子，實際上勾心鬥角，表麵上卻是客客氣氣的。在小趙請大家吃飯的那場描寫中，對幾位太太的描寫更是故意調侃：“吳太極的太太整是一大塊方墩肉，上麵放著個白饅頭；邱先生的太太有文化，但長的不得人心，像紙板，又像牙科展覽。”對幾個科員家庭的描寫也很有幽默感，吳家在鬧娶妾，又大打出手，而張太太家表麵上是一團和氣，實際上卻是一肚子委屈，而人見人恨的小趙“說話的時候五官隨便挪動位置，眼珠像倆炒豆似的，滿臉上蹦。笑的時候，小尖下巴能和腦門挨上”。這麼調侃的描寫，實際上也是顯示出科員們的行為舉止、言行舉動都透露著卑微和怯懦，麵對社會和人生的擠壓，他們越是任人擺弄，越發顯得可笑。 最後，以幽默的筆法思索市民文化。老舍以現實主義的嚴峻態度，寫出了以張大哥為代表的小市民在“鄉土”中國轉變時受到的巨大衝擊。在遭受不幸時張大哥竟然毫無所為，因為他的“硬氣隻限於狠命的請客，罵一句人他都覺得有負於禮教”。張大哥最後成為悲劇角色，隻會絕望地哀歎：“我得罪過誰？招惹過誰？”老舍以幽默的筆法，真實地寫出了張大哥這類人的因循保守思想的破產，以及他們順應天命不可得的悲。《離婚》的結尾以張大哥的複活、老李的逃避現實、小趙等一群人的照舊敷衍而結局。至於作為標題的“離婚”隻是在敷衍、妥協、怯懦的空氣下，一個複雜的社會文化體的表征而已。“婚”究竟也沒有“離”。 《離婚》無論在結構上還是描寫上，都顯得渾然天成、自然、明澈、舒展，於平平常常的生活描繪中透露出愈來愈深厚的人生意蘊和藝術韻味。它把市民社會一套凡庸的人生哲學的精義，容納於最容易沉積曆史文化心理的男女、婚姻、家庭問題之中。小說把人們習以為常的生活規範加以喜劇的揶揄和悲劇的開掘，也是可以引發人們向舊的生活方式告別的沉思與追求的。 《牛天賜傳》（1934）講述了一個叫牛天賜的兒童，在不正常的商人家庭和不適當的學校教育中，成為一個廢物的過程。在藝術手法上與《離婚》相似，但藝術成就稍差。除著名的《駱駝祥子》和《四世同堂》外，他的長篇小說《選民》也是具有特色的。《選民》的主人公文博士留美5年，悉心交際，歸國之後想從教授、司長做起，逐漸染指國家最高位置。他大吹大擂“博士就是狀元”，把士紳唐先生震懾住，使唐先生有意招他為婿，但是他垂涎於富甲濟南的商會會長楊家，摧眉折腰地向楊老太太賣乖，向六姑娘楊麗琳獻媚。靠楊麗琳的裙帶關係謀得專員高位之後，他就翻臉不認故舊，不僅不按事先的許諾把助手的位置許給唐先生的兒子，而且還居心叵測地想侵吞唐先生手中的文化學會的經費。《選民》曾在香港作家書社於1940年改名為《文博士》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