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舍散文創作概述
老舍不僅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頗有建樹的小說家和劇作家，也是一位重要的散文家。20世紀30年代以來，老舍開始散文創作，先後在《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申報·自由談》等刊物上發表文章。從這以後，老舍也一直保持著散文創作的習慣，寫了許多好文章。但老舍生前從未單獨出版過一本散文集，唯一可見的隻有1934年4月出版的一部《老舍幽默詩文集》。這與老舍對散文的創作態度有關。
老舍在1932年12月28日致《申報·自由談》主編黎烈文的信中談到：“我對小品文到底有些冷淡。”但這並不意味著老舍就不看重散文的價值。老舍在1961年1月28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散文重要》一文就強調：“看起來，散文實在重要。在我們的生活裏，一天也離不開散文。我們都有寫好散文的責任。”足見其對散文是非常重視的。也許正因為這份看重，所以老舍在1942年發表的《答客問》中就已說到：“在我快要與世長辭的時候，我必留下遺囑，請求大家不要發表我的函信，也不要代我出散文集。至若小文，雖不能像函信那樣草草成篇，但究非精品之作，使人破工夫讀念，死後也不安心，若有人偏好多事，非印它們不可，我也要到閻王駕前，告他一狀，教他天天打擺子！”幸虧其女舒濟在老舍與世長辭後敢於冒著“打擺子”的危險把老舍的散文整理成冊，這才讓後世讀者能有幸親近佳作。關於老舍的散文集，代表性的版本有198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老舍文集》（共16卷）中的第14卷，有1992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老舍散文選集》，有2005年（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文藝出版社編選出版的《大智若愚》散文集等。
老舍的散文，就體裁來分，有報告、雜感、速寫、書信、隨筆、遊記、小品文、文藝評論等。就種類劃分，有寫景、記事、抒情、懷人、記遊、文藝雜談等。廣博的題材、豐富的內容、真摯的情感、靈活多變的形式以及獨特的語言趣味共同形成了老舍散文的獨特風格。
二、老舍散文的思想內容
老舍的散文創作題材多樣，在不同時期創作主題和風格也各具特色。因此，根據不同時段的創作主題和創作風格，我們可以把老舍的散文大致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主要是指1930年至1937年抗戰前夕的散文作品。這個時期“幽默閑適”成為其創作風格的主色調，作品多以閑適小品為主，富於自我表現，充盈著一種平和恬淡的逸趣。第二個時期主要是指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到新中國成立之前的散文作品。這個時期的老舍一改前期悠閑的創作心態，作品的社會功利性、政治性增強，呈現出“積極戰鬥”的創作風格。第三個時期是指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到1966年8月24日老舍與世長辭時期的散文。作品主要是歌頌新中國的新麵貌，表現其對新社會新氣象的熱愛，“明亮激昂”是這個時期的主要風格。
（一）“幽默閑適”時期
1930年老舍從英國經新加坡回國後，先後在齊魯大學和山東大學任教。其時的文藝觀是追求“文學的真實”：“創作！不要浮淺，不要投機，不計利害。活的文學，以生命為根，真實作幹，開著愛美之花”。並主張“沒有問題，文學便漸成了消閑解悶之品；見著問題而亂嚷打倒或萬歲，便隻有標語而失掉文學的感動力。偉大的創作，由感動漸次地宣傳了主義。粗劣的宣傳，由標語而毀壞了主義”。因此較此時方興未艾的左翼文學或革命文學，老舍事實上並不讚同口號標語式的鼓吹與宣傳。
這個時期老舍散文的創作風格與1932年出現的以林語堂為代表的“論語派”的藝術主張十分相近。“論語派”的藝術主張推崇以“自我”“性靈”為中心，以“幽默”“閑適”為格調，追求“凡方寸中一種心境、一點佳意、一股牢騷、一把幽情，皆可聽其筆端流露出來”。這種文學主張和藝術趣味也正合老舍的文學趣味。“論語派”有三大陣地：《論語》《人間世》《宇宙風》。老舍在這三種刊物上發表了不少散文小品，諸如《有聲電影》《大發議論》《避暑》《暑避》《等暑》《鋼筆與粉筆》《取錢》《寫字》《有錢最好》《青島與我》《想北平》《鬼與狐》《大明湖之春》《五月的青島》等佳作。除此之外，老舍還在其他刊物上發表了《到了濟南》《一些印象》《非正式的公園》《趵突泉的欣賞》《觀畫記》《習慣》《落花生》《春風》《青島與山大》等。
老舍此時散文創作的思想內容和主題有談及其對濟南、青島風光的感受，如《到了濟南》《趵突泉的欣賞》《大明湖之春》《五月的青島》等；有談其飲食起居，如《避暑》《暑避》《等暑》等；有談生活的所見所感，如《買彩票》《有聲電影》《取錢》《觀畫記》等；有談讀書和寫作，如《鋼筆與粉筆》《文藝副產品》等；有談鴿子、小麻雀等小動物，如《小動物們》《小麻雀》等；也談鬼說狐，如《鬼與狐》等，可以說是海闊天空、無所不談。這些閑適的散文小品，不僅可以擴展人們的知識麵，也能陶冶情操、怡養性情，給讀者帶來一種審美的享受和愉悅。
老舍也在一定程度上繼承和發揚了20世紀20年代以來以“自我表現”為主的“個人的”抒情散文小品的文化傳統。正如鬱達夫所言：“‘五四’運動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現。從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的，現在的人才曉得為自我而存在了。”鬱達夫亦指出：“現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個作家的每一篇散文裏所表現的個性，比從前的任何散文都來得強。”在這些“自我表現”的散文小品中，通過“自我”的觀照也折射出時代的影子。
首先，對現實生活的不滿。如在《避暑》《暑避》《等暑》等小品文裏，作家多次談到隻有有錢的人才有資本來青島避暑。在《等暑》一文中，作家更是感歎到：“有錢的能征服自然，沒錢的蛤蟆墊桌腿而已。”在《鋼筆與粉筆》一文中感歎：“鋼筆有一個缺點，一個很大的缺點。它——不——能——生——錢！我隻瞪著眼看它生鏽，它既救不了我，我也救不了它。它不單喝墨水，也喝腦汁與血。供給它血的得先造血，而血是錢變的。我喂不起它呀！粉筆比它強，我喂它，它也喂我。鋼筆不能這個。雖然它是那麼可愛與聰明。”由此談自己既要教書，又要寫作，還要養家糊口的不易。在《有錢最好》一文中，作家也有滿腹的牢騷。原因是：“青島的青山綠水是給詩人預備的，我不是詩人。青島的洋樓汽車是給闊人預備的，我有時候袋裏剩三個子兒。享受既然無緣，隻好放在一邊，單表受罪。”足見現實生活的拮據與苦寒帶給作家的無奈。
其次，對政府黑暗統治的揭露。如1936年6月16日發表在《宇宙風》第19期上的《想北平》。1935年華北告急，北平告急。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有良知的愛國知識分子，一個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在這樣緊張的局勢下，老舍寫下了《想北平》這樣一篇感人肺腑的懷鄉散文：“我所愛的北平不是枝枝節節的一些什麼，而是整個兒與我的心靈相粘合的一段曆史，一大塊地方，多少風景名勝，從雨後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夢裏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積湊到一塊，每一小的事件中有個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個北平，這隻有說不出而已。”字裏行間流露出了作家對故鄉北平深切的眷戀和熱愛之情。然而，在這份深情的眷戀和熱愛的背後，卻是“好，不再說了吧，要落淚了，真想念北平呀！”作家之所以如此傷感悲痛，不僅在於對故土北平現存處境的擔憂，更在於控訴當局統治者的無能。因為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麵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采取了退讓屈服的態度，甚至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簽訂了辱國喪權的《何梅協定》，這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滿腔憤怒。文章其間難掩的悲傷，深沉而又動人。
再次，對國民性頑疾的批判。《取錢》反諷銀行的工作人員做事散漫拖遝不堪；《有聲電影》批判那些裝腔作勢、不講公德的國民性痼疾；《寫字》中作家氣憤的是“尤其堵得慌的是看著人家往張先生或李先生那裏送紙，還得作揖，說好話，甚至於請吃飯。沒人理我。我給人家作揖，人家還把紙藏起去。寫好了扇子，白送給人家，人家道完謝，去另換扇麵。氣死人不償命，簡直的是！”這也是對阿諛奉承、卑躬屈膝的國民性弊病的嘲諷和抨擊。在《鬼與狐》一文中：“不論是怎樣吧，寫這樣故事的人大概都是為避免著人事，因為人事中的陰險詭詐遠非鬼所能及；鬼的能力與心計太有限了，所以鬼事倒比較的容易寫一些。至於鬼狐報恩一類的事，也許是求之人世而不可得，乃轉而求諸鬼狐吧。”顯而易見的是作家實際上是以“鬼”與“狐”來影射“人”，以此揭露和批判人世的險惡。魯迅先生在1933年《小品文的危機》中也談及：“到‘五四’運動的時候，才又來了一個展開，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但與此同時，魯迅先生也指出“這之中，自然含著掙紮和戰鬥”。此時老舍的散文小品也是在閑適和樸雅之中含有掙紮和戰鬥。
（二）“積極戰鬥”時期
這個時期老舍的散文題材廣泛，雖仍以記事、懷人、遊感和雜感小品為主，但其主題均與抗戰緊密相關。魯迅在《小品文的危機》一文中談到：“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並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痹，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魯迅的預言和主張在抗日戰爭全麵爆發以後在老舍的散文創作中表現得尤為顯著和深刻。
抗戰以來，國內時勢驟變。局勢的危急迫使老舍別妻離子，遠走他鄉，告別寧靜的校園和書齋生活，開始了顛沛流離的流亡與抗戰生活。1938年3月27日，老舍和眾多文藝工作者在武漢組織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老舍被推選為總務部主任，對內總領會務，對外代表“文協”，負責“文協”日常工作。此時的老舍一改抗戰前對政治活動冷淡的態度，帶領“文協”積極主動地開展抗日文藝活動，為抗戰宣傳和服務。戰爭迅速地改變著老舍的思想觀念。老舍在《八方風雨》一文中主張：“我的筆須是炮，也須是刺刀我以為，在抗戰中，我不僅應當是個作家，也應當是個最關心戰爭的國民，我是個國民，我就該盡力於抗戰，我不會放槍，好，讓我用筆代槍吧。”在《入會誓詞》中作家也袒露心扉：“我是文藝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幾年來日日操練在書桌上與小凳之間，筆是槍，把熱血灑在紙上。”老舍此時散文創作的主張和追求已不再是30年代初期那種閑適樸雅風格了，而是以筆為武器而戰，積極主動承擔起了文藝為抗戰宣傳和服務的重任。
其此時他散文的文藝政治性功能加強，更多了一份時代和民族賦予的愛國責任感。
抗戰期間，老舍的散文主要發表在《大公報》《新民報晚刊》等刊物上。這時期的散文有記自己南下參加抗戰曆經的顛沛流離、貧病交加的生活；有記現實中遭際的苦難、血淚和黑暗；有懷念亡故的至親益友，有記“文協”的相關活動；有敘說自己的寫作生活等，根據題材類別，可以分為以下四類：
首先，懷人抒情的散文。如《我的母親》，老舍用非常樸實的語言再現了一個平凡而又偉大的中國普通勞動婦女的形象。“從私塾到小學，到中學，我經曆起碼有二十位教師吧，其中有給我很大影響的，也有毫無影響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師，把性格傳給我的，是我的母親。母親並不識字，她給我的是生命的教育”。不僅如此，“生命是母親給我的。我之能長大成人，是母親的血汗灌養的。我之能成為一個不十分壞的人，是母親感化的。我的性格、習慣，是母親傳給的”。然而，“我愛母親，但是我給了她最大的打擊。時代使我成為逆子。二十七歲，我上了英國。為了自己，我給六十多歲的老母以第二次打擊。在她七十大壽的那一天，我還遠在異域”。甚至“她一世未曾享過一天福，臨死還吃的是粗糧。唉！還說什麼呢？心痛！心痛！”文章一方麵讚揚了母親的堅韌與偉大，以滿腹的深情與悔意表達了對母親的深愛和追憶；另一方麵也間接表達了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痛恨和憤怒。正是因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入侵，才導致作家離家遠赴抗日前線，最終未能為牽腸掛肚的老母親送終。這是老舍對親人的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