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暴露與諷刺”的爭論，發端於諷刺小說家張天翼創作的諷刺小說《華威先生》。1938年4月16日，張天翼的短篇小說《華威先生》在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創刊號上發表。以往的抗戰小說大多正麵描寫抗戰的慘烈以及抗戰前線將士英勇殺敵的情景，而《華威先生》將描寫的鏡頭對準了統一戰線內部的陰暗麵，刻畫了一個掛著很多虛職，卻隻是到處開會講話不做實事的抗戰官僚——華威先生，暴露了偉大抗戰背後的一些醜惡人物的真實麵目。小說發表之後，李育中就在1938年5月10日的《抗日救亡報》（廣州）上發表文章《幽默、嚴肅和愛》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對小說中人物形象塑造、作品主題的現實意義給予了肯定，但是對作家的創作態度以及采用暴露與諷刺的創作方向表示了否定。1938年8月16日，茅盾在《文藝陣地》期刊上撰文《八月的感想——抗戰文藝一年的回顧》，針對李育中觀點，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最近半年的文藝”不僅出現了新的人民領導者，和過去不同的新的軍人，肩負時代使命的人民等的典型，也出現了“新的人民欺騙者，新的抗戰官僚，新的發國難財的主戰派，新的賣狗皮膏藥的宣傳家”。茅盾在這裏說得很清楚，抗戰文藝不僅要歌頌中國人民的偉大抗戰，寫出日本侵略者的罪惡，掃蕩敵人，也要“掃蕩內奸，——貪汙土劣以及不知自好的包辦主義者，為虎作倀的托派”。作家隻要用無比的憎恨和憤怒將所見到的真實的醜惡暴露出來，作品的效果一定是積極的。他在具體談到《華威先生》這篇小說時，肯定了這個形象的典型性，認為“華威先生”就是舊時代的渣滓而尚不甘渣滓自安的腳色。關於文藝的暴露與諷刺，茅盾在發表於同年10月1日的文章裏，更強調了“我們現在仍舊需要‘暴露與諷刺’”。在這篇文章中，茅盾深化了自己以前的觀點，同時也更全麵地對暴露與諷刺者提出了要求。他強調作家要用筆將被諷刺者的生活內幕挑開，“刺激起他們久已麻痹了的羞恥的感覺”，並且要讓一般大眾能夠對這種司空見慣的生活產生覺醒和憎惡，這樣才能使得被諷刺者在光明的監督之下積極改正錯誤。這就必然要求作家在諷刺和暴露時，筆可以像冷峻的手術刀，但內心要熱；暴露與諷刺的動機是真正為了這些被諷刺者好，是希望“被諷刺的對象明日會變成被讚揚的對象”。如果作家沒有一顆溫暖的心，隻是一味地諷刺與暴露，那麼這樣的作家創作的作品是不行的，隻能使人產生悲觀。
如果以茅盾的合理而正確的看法結束這次論爭，那是再好不過的了，但是又因為另一件事情的發生，“暴露與諷刺”的問題再次被擺到了爭論的前沿。
1938年12月，張天翼的《華威先生》翻譯為日文刊登在日本改造社初版的《文藝》第6卷第12期上，《文藝》刊物的編輯“在按語中惡毒攻擊和汙蔑了中國抗日工作者和中國人民，以鼓動日本侵略者的‘士氣’”，本來中國文藝工作者用來治療自己疾病的小說卻被日本人別有用心地拿來為侵略服務。這篇小說在日本的影響引起了更多的抗戰文藝工作者對“暴露和諷刺”問題的關注和討論。很多人發表文章表示了自己的看法，看法基本上也是與一般的爭論一樣，有否定和肯定兩方麵的意見。否定暴露諷刺文學的文章有林林的《談
到日本》、何容的《關於暴露黑暗》，肯定方麵的文章有冷楓的《槍斃了的華威先生》、作家張天翼的《關於華威先生的“赴日”——作家的意見》等。在眾多肯定“暴露與諷刺”文學文章裏麵，吳組緗在重慶《新蜀報》報上發表的《一味頌揚是不夠的》中提到了否定暴露文學的人對於老舍的戲劇《殘霧》的意見。文中說到：“老舍的劇本《殘霧》上演的時候，聽說觀眾之中頗有幾位先生大搖其頭，以為其中所暴露的會搖動人們的抗戰信心，甚至認為會破壞抗戰。這是當時在場的一位朋友親聞親見的。”老舍的《殘霧》《麵子的問題》等戲劇揭露了抗戰時期國統區存在的病態社會現實，諷刺了達官貴人的醉生夢死，以及不法商人趁機大發戰爭財、不惜出賣國家利益的醜陋現象。《殘霧》中的洗局長表麵上裝出正人君子、盡心抗戰的樣子，並且時時表白：“我的心思全用在了抗戰上”；實際上，他是一個十足的抗戰官僚——他的心思全用在了權、色、財上。他的表麵正經和抗戰言辭隻是用來掩飾內心的卑汙而已。他像軍火商一樣，把抗戰當做升官發財的良機，不僅貪汙公款，經營別墅，而且企圖借“政府”采買貨物之機，大撈一把，為此，他精心組織，結幫拉派。洗局長色迷心竅，不僅乘人之危，欺騙並霸占難民朱玉明，而且明知徐芳蜜是漢奸特務，卻因迷戀她的姿色，非但不抓獲，反而跪倒在她麵前，同她狼狽為奸，答應向她提供情報，在美色的誘惑下當了可恥的漢奸。《殘霧》中楊茂臣是一個卑鄙、無恥、無聊、無賴、自私、無民族意識、無正義感的人物。他公開承認：“都是假的，隻有衣食金錢是真的！”他最大的願望就是“抓住抗戰，像軍火商抓住抗戰一樣。在抗戰中爬上去”。《殘霧》中最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當漢奸洗局長等人被抓之後，女特務徐芳蜜卻被更大的保護傘接走了，這說明腐敗、墮落和賣國並不僅僅存在於下層官員中。 與張天翼的《華威先生》相比，老舍戲劇的暴露和諷刺更深入、更徹底，難怪“觀眾之中頗有幾位先生大搖其頭”。在老舍眼中，這種抗戰內部的敗類，他們危害國民，影響抗戰，要想取得抗戰最後的勝利，就必須暴露他們的醜惡，動員全社會來清除這些渣滓。縱然歌頌人民的抗戰熱情和英雄主義精神的文藝作品，對於喚起民眾、鼓舞人民的抗戰鬥誌有重要的作用，但是，適當的暴露與諷刺也能使得廣大人民認識到抗戰的複雜性和抗日戰線隊伍中存在的問題。作家應該揭示問題，以便加以解決，使得文藝更好地為抗戰服務。在這種情況下，老舍的《殘霧》，鞭撻了生活中的醜惡現象，適應了抗戰發展的需要。雖說這樣，但是《殘霧》還是遭遇了被“大罵特罵”的情景。麵對《殘霧》的遭遇，老舍無不揶揄地說到：“我不便挨家挨戶去道歉，說明我這草稿並沒得到修正的機會；批評者得到罵人的機會而不罵，就大大地對不起他自己呀。放下這些批評，我去找懂戲劇的內行談了一談。”可見老舍對於《殘霧》負麵效應的批評是不大在乎的，他更關注內行對他的看法。因為內行覺得他的劇本是“隻寫了對話，忘記了行動”，因此在1940年7月7日發表的《三年來的文藝運動》一文中，老舍發表了與寫《殘霧》目的相同的看法。他在批評抗戰時期文藝方麵的缺陷時強調“隻準說明，不準說暗的心態應普遍地改變過來”。當然，輿論的力量畢竟還是影響著老舍對他所肯定的創作方向的具體實踐，這一點在1940年創作劇本《張自忠》的過程中充分地體現了出來。老舍在刻畫主人公時，本想通過經曆和困難來突出張自忠的形象，但是“一談困難與問題就牽扯到許多事”，因為“社會上是普遍的隻準說人人都能成聖成賢，不準說任何人任何事微微有點缺欠”。老舍對此，也不能隨心所欲按照自己之前的主張行事，隻能遷就於輿論環境，放棄許多戲。這些“不準說”的問題，老舍隻能以“混含”的方式對付。從藝術效果上看，文學作品的質量是有所降低，但是從這種消極對抗的方式中也可看出老舍對於“暴露與諷刺”問題的看法。 老舍因為創作選材的尖銳和作品諷刺效果的強烈、深遠，卷入這場“暴露與諷刺”爭論也是不可避免的。老舍對於諷刺與暴露文學的態度是肯定的，但是他在具體創作的時候還是不得不考慮現實的影響。這就形成了老舍雖然對待“隻準說好，不準說壞”的批評態度大不為然，但是有時卻又不得不策略上屈服於批評和否定暴露與諷刺文學的態度。追根溯源老舍的這種態度與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的分離行為，就會發現它是與老舍在特殊時期視抗戰為第一要務的理念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