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是在諸多爭論中產生和發展的，然而遍覽現代文壇上的各種文學論爭，卻很少能看到老舍的影子，因為老舍大多保持著與文學爭論遠離的態度。
當然絕對地避免論爭還是不可能的，抗戰期間，老舍就與三次文學論爭發生了關係，這與他作為抗戰協會總務理事的特殊身份以及文學與抗戰的特殊關係等原因是分不開的。
抗日戰爭對中華民族是一次巨大的考驗，它與每一個中國人都是息息相關的。
由於戰爭具有強烈的刺激作用和巨大的毀滅性，很多人在抗戰前就認為文藝可能會因此而慘遭坎坷，甚至會停頓下來，因為他們以為“戰爭一開始，愛國的作家必然投筆從戎”。事實上，抗戰以後文藝活動的日漸繁盛，以及大量關於文藝問題論爭的出現，都顯示了那些人的想法純然是無稽之談。抗戰期間大後方的文學論爭有前後期之分：“前期”指1937年“七七事變”起到1940年中期，包括關於“文藝大眾化”問題、關於“暴露與諷刺”問題、關於所謂“與抗戰無關論”問題、關於“民族形式”問題的四次大的論爭；而“後期”的時限大致是1940年中期到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主要包括關於“戰國”派問題和關於“主觀論”及“生活態度論”問題的兩次論爭。老舍參加的文學論爭集中於前期的“暴露與諷刺”論爭、“文藝大眾化”和“民族形式”論爭以及“與抗戰無關論”論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