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爆發後，很多作家加入了“文協”，成為了抗戰文藝統一戰線的一份子。為了發動更多的群眾，將抗日戰爭變為全民族對日的抗戰，“文協”提出了“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該口號一提出，很多文藝工作者就紛紛響應。他們一改以前坐在亭子間和書齋裏讀書寫作的生活，走進鄉村和戰區，與民眾和抗日將士廣泛接觸，發揮自己的文藝優勢，積極宣傳抗日，為抗戰貢獻自己的力量。正如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發起旨趣》一文中所說：“全國上下，已集中目的於抗敵救亡，在最高領袖精誠領導之下，抗戰形勢日益堅強，政治上的統一戰線日益鞏固，除了甘心媚敵出賣民族的漢奸，已無一不為親密的戰友，無一不為民族的力量。我們應該把分散的各個戰友的力量，團結起來，像前線戰士用他們的槍一樣，用我們的筆，來發動民眾，捍衛祖國，粉碎敵寇，爭取勝利。”當文藝工作家正打算熱火朝天地從事文藝抗日活動時，卻發現雖然過去二十年的新文藝在掃除封建思想、培植革命精神上作了很多的貢獻，但是這也僅僅是做了這些事而已，至於程度如何，並不是很清楚。現在一接觸民間才發現新文藝這朵“美麗的花朵”，“雖美而脆弱”。
對於都市的人來說，很多人可能熟悉新文學，但是在中國其他廣大的土地上，還有很多人根本不識字，用老舍的話來說“連魯迅這樣光耀的名字也不知道”。文藝工作者在動員大眾起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時候，才意識到文學必須接近大眾，才能充分調動大眾的積極性。這就涉及了文學如何才能讓一般的大眾了解的問題，文藝大眾化的難題隨之也擺在了文藝工作者的麵前。
一、老舍與文藝大眾化
文藝大眾化的問題，實質上就是大眾和文藝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其實是20世紀30年代“左聯”時期“文藝大眾化”問題討論的繼續。30年代時期的討論，幾乎是關在屋子裏的討論，相關的文學實踐活動也很少，即使有，麵對的讀者也多為小知識分子，並不是工人和農民。另外，大多數創作大眾化作品的作家也是不能代表大眾的喝著咖啡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正如魯迅在《路》中說：“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無產階級文學使者，沸沸揚揚，說是要來了。問問黃包車夫，車夫說並未派遣。這車夫的本階級意識形態不行，早被別階級弄歪曲了罷。另外有人把握著，但不一定是工人。於是隻好在大屋子裏尋，在客店裏尋，在洋人家裏尋，在書鋪子裏尋，在咖啡館裏尋”魯迅堅信從血管裏流出的是血，而從水管裏流出的是水，所以不相信從洋人家裏或咖啡館裏尋找出來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學使者能夠真正代表大眾。
對於文藝工作者而言，抗戰期間的文藝大眾化問題是迫在眉睫的問題，也是不得不麵對的問題。抗戰期間的大眾化問題，不僅是在討論層麵上有了更深的理解，在具體實踐和操作當中也是很有成就。“大眾化問題論爭開始，大多數人認為，大眾化不過意味著為動員大眾而力求通俗。茅盾等人的觀點基本如此，《七月》社、通俗讀物編刊社等組織的討論觀點也大多如此”。老舍對於大眾化的問題的認識基本與茅盾等人的觀點相近，但老舍的這一認識更多是經驗之談。他後來在文章中多次提到關於大眾化的問題，基本是根據自己在抗戰期間的通俗文學的創作經曆而談的。
老舍在《三年寫作自述》一文中講到抗戰初有三條路擺在他眼前。第一條路是不管抗戰，繼續寫以前的那一套，用商業的眼光來看，書的銷量肯定也不錯，因為“有不少的人是喜讀與抗戰無關的作品的”。但是這條“裝聾賣傻”的文藝對老舍而言，會讓他“墮入魔道”。第二條路是不管懂不懂抗戰的實際情況，隻要能寫就行，“寫戰事，則機關槍拚命噠噠；寫建設，則馬達突突；隻有骨骼，而無神髓。這辦法，熱情有餘，而毫無實力；雖無騙人之情，而有騙人之實”。這條八股寫作之路，雖然老舍並不否定，因為這樣寫出的抗戰八股總比功利八股好得多，多少對抗戰還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老舍自己並不走這條路。按照老舍的寫作經驗，寫小說必定是“知道了全海，再寫一島”。第三條路是暫時停止創作小說。老舍最後選擇了第三條路，但暫守小說創作的緘默，並不意味著暫停創作。此時的老舍為了響應“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選擇了深入民間，創作通俗文學的運動。老舍自小熟悉通俗文藝，對於民間藝人的各種東西有一種天然的愛好。“自幼戲曲曲藝的熏陶，使老舍在投入以通俗文藝服務於抗戰的創作潮流時比一般作家更為自覺和果決。”但是這種絕決和堅定是痛苦的。老舍在創作通俗文藝時認識到它是有著天然的缺陷的，這種缺陷與自己一貫認可的新文學事業會發生衝突，隻是國家至上的理念讓老舍不得不選擇有違於心的通俗文藝創作。這種痛苦而又尷尬的矛盾也為老舍最後放棄通俗文藝創作埋下了伏筆。從整體上看，老舍在抗戰期間的通俗文藝創作主要經曆了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工作和心理上的雙重痛苦時期。
雖然他對通俗文學有一種天然的愛好，但隻是興趣上的愛好而已。老舍在抗戰前已習慣於新文學創作，一旦開始創作通俗文藝，就不得不收斂自己：不能自由地用自己的“膽氣和筆力”創作，而是把自己限製在通俗文藝固定的樣式中，失去了為排斥陳腐形式和內容，“爭取自由的熱忱與英姿”。老舍用穿鞋的例子來比喻自己的這種痛苦：“赤足已慣，現在硬教我穿上鞋，而且是舊樣子的不合腳的鞋，怎受得了呢？”這個穿鞋的比喻恰切地說出了老舍當時的痛苦心理。如果老舍寫新小說一氣能寫一到兩千字，寫大鼓詞卻隻能寫成幾句。新文學，有樂趣且自由，而寫通俗文藝是完全憑熱心，不是“為自己的趣味，而是為文字的實際效用！”新文藝也不能放棄，通俗文學也必須去做，因為寫通俗文藝是為了宣傳抗戰，動員廣大的老百姓，為了“尊重教育程度稍低的讀眾”。認識到當前的任務，為民眾寫點他們可以懂得的新東西，老舍覺得自己吃點苦也“一定不是乖謬之舉”。
第二階段：認識通俗文藝階段。
既然認識到創作通俗文學隻是應抗戰之景而為，還能起到宣傳抗戰的作用，並且也不會阻礙新文學的發展，那麼安下心來創作通俗文藝就是當務之急了。為民眾創作通俗文藝，首先要認識通俗文藝，弄清楚什麼是通俗文藝或者說通俗文藝與新文學相比到底有哪些不同之處。老舍在《談通俗文藝》一文中從四個方麵對新文學和通俗文學進行了比較，這也是老舍這一階段對通俗文學認真考慮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