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軒先生。他的說話最多，洋洋灑灑，一連談了一點多鍾。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八個字，發揮得詳盡無遺，異常透徹。我屏息靜氣聽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如此東也一個揖，西也一個揖，把這一班老伯，大叔，仁兄大人之類送完了，我仍舊做我的我：要辦事，還是辦我的事；要有主張，還仍舊是我的主張。這不過忙了兩隻手，比用盡了心思腦力唇焦舌敝的同他們辯駁，不省事得許多麼？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為我想到前清末年的官與革命黨兩方麵，官要尊王，革命黨要排滿；官說革命黨是“匪”，革命黨說官是“奴”。這樣牛頭不對馬嘴，若是雙方辯論起來，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還都是個“纏夾二先生”，斷斷不能有什麼誰是誰非的分曉。所以為官計，不如少說閑話，切切實實想些方法去捉革命黨。為革命黨計，也不如少說閑話；切切實實想些方法去革命。這不是一刀兩斷，最經濟最爽快的辦法麼？
我們對於我們的主張，在實行一方麵，尚未能有相當的成效，自己想想，頗覺慚愧。不料一般社會的神經過敏，竟把我們看得像洪水猛獸一般。既是如此，我們感激之餘，何妨自貶聲價，處於“匪”的地位：卻把一般社會的聲價抬高這是一般社會心目中之所謂高請他處於“官”的地位？自此以後，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說什麼“有一班亂罵派讀書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訓於後學者，曰不虛心，曰亂說，曰輕薄，曰破壞。凡此惡德，有一於此，即足為研究學問之障，而況兼備之耶？”我們看了，非但不還罵，不與他辯，而且還要像我們江陰人所說的“鄉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篇大道理”五個字。為什麼？因為他們本來是官，這些話說，本來是“出示曉諭”以下，“右仰通知”以上應有的文章。
到將來，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諸位老爺們額手相慶曰：“謝天謝地，現在是好了，洪水猛獸，已一律肅清，再沒有什麼後生小子，要用夷變夏，蔑汙我神州四千年古國的文明了，”那時候，我們自然無話可說，隻得像北京刮大風時坐在膠皮車上一樣，一壁歎氣，一壁把無限的痛苦盡量咽到肚子裏去；或者竟帶這種痛苦，埋人黃土，做螻蟻們的食料。
萬一的萬一竟有一天變作了我們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麼，我一定是個最靈驗的預言家。我說：那時的官老爺，斷斷不再說今天的官話，卻要說：“我是幾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從前陳獨秀胡適之陶孟和周啟明唐元期錢玄同劉半農諸先生辦《新青年》時，自以為得風氣之先，其時我的新思想，還遠比他們發生得早咧。”到了那個時候，我又怎麼樣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後，自稱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沒有方法拒絕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時，還是實行“作揖主義”，他們來一個，我就作一個揖，說：“歡迎，歡迎，歡迎新文明的先知先覺！”
19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