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論郭沫若晚年的心境。
鄢烈山。
在《中華文學選刊》上讀到陳傳席教授發表於去年7月1日《文論報》的《話說名家與大家》，有幾個大問號橫亙在胸，不能不擺出來說一說。
誠然，剝離了曆史背景，割裂郭沫若一生的功過成敗，以攻擊和嘲笑他為時髦，是輕薄與膚淺。陳先生也不諱言郭沫若晚年曾根據毛澤東的意思寫文章，毛澤東稱讚曹操，郭就替曹操辯解，毛澤東說喜愛李白的詩，郭就寫《李白與杜甫》，違心地揚李貶杜，“顯然有迎合毛澤東之意”。陳先生驚世駭俗的高論在於：“郭沫若這樣做，也許對不起學術，卻對得起他自己的良心！”因為“他並非阿諛逢迎，而是報（毛澤東）知遇之恩”。依陳先生之見，學術與良心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做學術無須憑良心，良心不包括學術良心？
然而，自古以來中外文化人都是看重學術良心的。作為一個文化人、學術研究者，學術良心即他的社會良心，也是他全部人格價值的基點。如果不敢追求真知、堅持真理，甚至曲學阿世，不惜指鹿為馬，他就喪失了起碼的學術精神，既對不起學術，又怎談得上無愧無怍對得起自己的良心。當布魯諾被縛在羅馬鮮花廣場的火刑柱上時，他仍堅持說是地球繞太陽轉動，他對得起學術，也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反之，如果他屈服於教皇的恩威，他能宣稱對得起自己的良心，而隻是對不起“學術”嗎？當馬寅初的人口論被欽定為舉國共討之的靶子時，他正是為了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才沒有放棄學術觀點“低頭認罪”，去迎合“人多好辦事”的最高指示。他們的學術也許會成為一加一等於二的常識，但他們敢於堅持真理的人格（良心）將閃射永恒的光輝！
陳教授的立論曠古未聞，驚人地新奇：他竟認為在學術與報恩二者麵前選擇“報恩”，“正可看出他人品中真赤的部分”，“從中正能看出他的為人”。從來隻聞“學術者，天下之公器也”的明訓，隻流傳亞裏士多德“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佳話，何時以“學術”報私恩已成為“大家”風度？這麼說來，黨同伐異，哥兒們義氣互相吹捧，都是值得稱道的“真赤”了？
陳教授似乎很善於原情揣理體貼人心。他說：“如果是我陳傳席（像郭一樣受到‘一個國家元首，政黨主席，處於極其崇高地位的毛澤東如此厚待’），大概也會這樣做。”請注意，陳教授是在論大家與名家之別，在他看來，錢鍾書尚隻是小家子氣的名家，他立的“大家”標準是夠高的了。怎麼就拿自己與“大家”將心比心起來了？誰先已冊封陳傳席是“大家”？“大家”首先應該是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怎麼會犧牲“學術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仰視政治權威？“大家”應該是寵辱不驚，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怎麼會在大人物麵前產生受寵若驚的“感動”，並如接受“女為悅己者容”聖訓的小女子，半依半違地獻上自己的學術節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