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晚年的郭沫若真的像陳教授說的那樣心地坦然，外不慚清議，內無疚神明嗎？未必。
手頭有1992年1月10日《文彙報》發表的郭沫若書簡。起於1954年，止於1965年，即尚在“文革”之前；是寫給“親愛的（陳）明遠小朋友”和“明遠同誌”的私人通信。郭老在這些秘不示人的信稿中，流露的情緒有厭惡、厭倦、憤慨、自責、悔恨、擔憂：
“文藝界的情況錯綜複雜，你並不了解。我自己一直是超脫的。更不必讓您卷到那種無聊的是非圈子裏麵去。”（1958年）
“我的《百花齊放》是一場大失敗，盡管有人作些表麵文章吹捧，但我是深以為憾的”，“悔不該當初硬著頭皮趕這個時髦”。（1959年）
“在封建主義製度之下，‘官僚本位’是依附於‘帝王本位’的，前者乃是後者的延伸；在目前的社會主義製度之下，雖然‘帝王本位’已經失去存在的基礎，然而‘官僚本位’的惡性勢力還有所抬頭，應該說，這正是一股封建殘餘……您在文章中的一些提法，要掌握分寸，不要讓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產生誤解。”（1960年）
“假話、套話、空話，是新文藝的大敵，也是新社會的大敵。你的文章，是否先放在我處保存起來，不要急於發表。凡事要先冷靜地看一看再說。有時候，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可能招來不必要的麻煩。”（1963年）
“晚年隻想找個小小的清靜的角落，安下心來好好讀些書，約幾個好朋友談談心，度此餘生。”（1965年）
從這些片斷不難看出受到“超級恩遇”的郭沫若真實的心境，卸下政治舞台上笑容可掬的麵具後，麵對自我與摯友時不加抑製的悲涼。後人不難理解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且為領袖謀的郭沫若的苦衷，也不苛責他喪失了早年“雖千萬人，吾亦往也”的大無畏勇氣，畢竟趨利避害是符合人的本性的；但硬要美化郭沫若晚年的迎合之舉，把他裝扮成一個心甘情願希旨承意而俯仰無愧樂哈哈的“大家”，恐怕起郭老於九泉，他也未必肯認領這頂桂冠的。
（1996年1月24日《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