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京師大學堂在清政府高壓之下,課程也多陳腐無聊之論,經常引起學生不滿。當時,有個姓葉的教習給預科學生講授“人倫道德”課,學生對他的空談不滿,他仍賴著不走。此課考試時,有一學生孫炳文在考卷上大書“葉公好龍,屍位素餐”八字。結果孫被學校掛牌開除。孫後來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後又回到北京大學,1912年畢業於預科第一類。

據沈尹默回憶,他初入北大任教時,有一預科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每次上課時,均有一聽差挾一地圖,捧一壺茶和一隻水煙袋跟隨上講堂,置之於講堂上,然後退出,下課照舊如儀。而且其教科書、參考書和講義對學生是保密的,絲毫不允被借閱。

陳漢章於1909年入京師大學堂,辛亥革命後,任國立北京大學曆史教師。他教中國曆史,自編講義,搜羅資料,從先秦諸子講起,考證歐洲近代科學中的聲、光、化、電之學,在我國先秦諸子的著作中已早有記載。

那時,歐洲列強尚處於茹毛飲血時期。當時正在北大就讀的茅盾課後作“發思古之幽情,光大漢之天聲”的對聯形容此事。陳聞聽後解釋道:“我明知我編的講義,講外國現代科學,在兩千年前我國已有了,是牽強附會之說。但我為何要這樣編呢?鴉片戰爭後,清廷士林中,崇拜外國之風極盛。中國人見洋人奴顏婢膝,有失國格人格,實在可恥可恨。我要打破這種媚外崇洋風氣,所以編了這樣的講義,聊當針砭。”他還說:“中華民族同白種人並肩而無愧色。”茅盾事後稱陳漢章是一位“愛國的怪人”。

馮友蘭在北大上本科時,“中國哲學史”一課由哲學係陳介石講授。

他從先三皇、後五帝講起,每周四小時,講了一個學期才講到周公。學生問他如此講法,何時才能講完,他說:“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要講完一句話就可以講完。要講不完就是講不完。”果然課沒講完,陳就去世了。30年代史學係一位講師講宋史,與陳有異曲同工之妙,一學年下來,僅僅講了一個王安石變法還沒有講完。40年代邵循正在北大講元史,一個學期也隻講了一個成吉思汗。

陳介石在老北大深受學生尊重,他在哲學門(係)講“中國哲學史”、“諸子哲學”,還在曆史門(係)講“中國通史”。他講的是溫州一帶的土話,一般人都聽不懂,甚至連好多浙江籍的學生也聽不懂。因而上課時隻好以筆代口,先把講稿發給大家,登上講台,一言不發,就用粉筆在黑板上寫,寫得非常之快,下課鈴一響,粉筆一扔就走了。而且在下課鈴響的時候,恰好寫到一個段落。他雖不講話,但卻是誠心誠意地備課,課堂所寫與講稿亦各成一套。

據北京大學畢業的震瀛回憶,辜鴻銘在北大執教時,“很得學生愛戴,胡適之先生也比不上”。他回憶說,辜常常教學生念英文本的《千字文》:Dark 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音調很足,口念足踏,全班合唱。

“現在想起來,也很覺可笑。看他的為人,越發詼諧滑稽,委實弄得我們樂而忘倦,這也是教學的一種方法,所以學生也很喜歡。”沈從文回憶辜鴻銘在北京大學講學時的情景:“辜先生穿了件緗色小袖綢袍,戴了頂青緞子加珊瑚頂瓜皮小帽,係了根藍色腰帶。最引入注意的是背後拖了一根細小焦黃辮子。老先生一上堂,滿座學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卻從容不迫地說:‘你們不要笑我這條小小尾巴,我留下這並不重要,剪下它極容易。至於你們精神上那根辮子,據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因此隻有少數人繼續發笑,多數可就沉默了。”沈稱辜的這句話給他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辜鴻銘在北大評授的是英國文學,每學期上第一堂課,他都要先對學生宣告:“我有三章約法,你們受得了的就來上我的課,受不了的就早退出:第一章,我進來的時候你們要站起來,上完課要我先出去你們才能出去,這是師徒大義,不可不講;第二章,我問你們話和你們問我話時,都得站起來;第三章,我指定你們要背的書,你們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辜要求雖嚴,但一般是沒有學生退堂的。講到得意處,他會忽然唱段小曲,或者從長袍裏掏出幾顆花生糖果大嚼,令人忍俊不禁。

陳獨秀說,辜鴻銘在北大上課時,帶一童仆為他裝煙倒茶,辜坐在靠椅上,拖著辮子,慢吞吞地講課,一會吸水煙,一會喝茶,學生著急地等著他講課,辜一點也不管。有時一年下來隻講六首十幾行英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