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在北京大學講英詩時，稱“英詩分三類：國風、小雅、大雅。
國風又可分為威爾士風、蘇格蘭風等七國風（隻是沒有薩克斯風）”。並對學生說：“我們為什麼要學英文詩呢？那是因為要你們學好英文後，把我們中國人做人的道理，溫柔敦厚的詩教，去曉喻那些四夷之邦。”辜鴻銘在北大教英詩時，有學生求教學語言妙法，辜言道：“今人讀英文十年，開目僅能閱報，伸紙僅能修函，皆由幼年讀一貓一狗之式教科書，是以終其身隻有小成。”他主張的就是中國私塾教授法：“以開蒙未久，即讀四書五經，尤須背誦如流水也。”黃侃在北大任教時，常常身穿藍緞子團花長袍，黑緞子馬褂，頭戴一頂黑絨瓜皮帽，腰間露出一條白綢帶。每次授課，講到緊要精彩處，則戛然而止。並對學生說：“這裏有個秘密，僅僅靠北大這幾百塊錢的薪水，我還不能講，你們要我講，得另外請我吃飯才行。”0199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揚與舉薦，熊十力被蔡元培聘為北大主講“佛家法相唯識”的特約講師。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師生蟻聚一堂”的學院式教學方式，而采取古代師生朝夕相處，自由隨和的書院武教學，力主道德與學問並重，生活與學習一致。熊在北大不好多上課，學生上門問學比去上課還多，被人稱為不上課的名教授，弟子亦滿天下。
熊十力講課時或與友人交談時，談到重要的地方，往往情不自禁，隨手在聽講者的頭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後哈哈大笑，聲震堂宇。以致學生們都不敢坐第一排，怕熊的“棒喝”。有的人躲在最後一排，他就從最後一排敲起。朋友們與他談話，也不敢靠近他。據說張東蓀與他交談時也被他拍過巴掌。
劉文典是民國時期著名的紅學家，持論多有“索隱派”的色彩。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聯大一小教室中開講《紅樓夢》，後因聽講者太多，容納不下，隻好改在教室前的廣場上去講。屆時早有一批學生席地而坐，等待開講。其時天已近晚，講台上已燃起燭光。不久，劉文典身著長衫，慢步登上講台，緩緩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邊從熱水瓶裏為劉斟茶。劉從容飲盡一盞茶後，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開場白：“隻、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然後拿起粉筆，轉身在旁邊架著的小黑板上，寫下“蓼汀花滁”四個大字，並解釋說：“元春省親大觀園時，看到這幅題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為薛，蓼汀反切為林，可見當時元春已然屬意薛寶釵了……”劉文典在西南聯大講《文選》課，不拘常規，別開生麵。上課前，先由校役帶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製旱煙袋。講到得意處，便一邊吸旱煙，一邊解說文章精義，下課鈴響也不理會。有時他是下午的課，一高興講到五點多鍾才勉強結束。或稱劉“儼如《世說新語》中的魏晉人物”。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講課時，吳宓（號雨僧）也會前去聽講，而且總是坐在最後一排。劉一如既往，閉目講課，每講到會心得意處，便抬頭張目向後排望去，然後問道：“雨僧兄以為如何？”每當這時，吳便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麵點頭一麵回答：“高見甚是。高見甚是。”兩位名教授一問一答之狀，惹得全場為之暗笑。
劉文典上課征引繁富，經常一堂課隻講一句話，故而講《文選》，一個學期隻能講半篇《海賦》。後因吸食鴉片，有時上課中間癮發便狂抽香煙，由於發音多通過鼻腔，故而聲音含混不清，講《文選》時，隻能聽到他囁嚅而言：“這文章好！這文章妙！”有一次，劉文典上了半小時的課便結束了上一講的內容。學生以為他要開講新課。這時，他忽然宣布說：“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七時半繼續上課。”原來，下個星期三是陰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屆時，校園裏擺下一圈座位，劉文典坐在中間，當著一輪皓月大講其《月賦》，生動形象，見解精辟，讓聽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劉師培是學問淵博的舊派學者之一，被稱為老北大的“怪傑”之一。
他在北大開設的課程是“中國中古文學史”。他上課總是兩手空空，既不帶書，也沒有一張卡片，而是講台上一站，隨便談起，頭頭是道，可以從頭到尾一節課原原本本地講下去。所引古文資料，常常是隨口背誦，一字不差。聲音不大清晰，卻句句皆是經驗之談。但他最怕在黑板上寫字，不得已時，寫一兩個，也多是殘缺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