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五六月間，北平物價飛漲，局勢愈加緊張，北大教授生活難以安定。鄧嗣禹經過考慮，決定向校長胡適辭職。鄧一進校長辦公室，就開門見山地對胡說：“胡先生，抱歉得很，一年離家已到期，我想回美國教書。請您原諒。”胡驚訝地說：“去年我請馬祖聖、蔣碩傑跟你鄧嗣禹三人來北大教書，希望你們三位青年教授，把在美國教書的經驗，施之於北大，提高理科、經濟跟曆史的標準，采嚴格主義，盼在三五年之後，能使北大與世界名大學並駕齊驅，為什麼你剛來了一年就要離開，請打消此念頭。”鄧再說：“我已考慮了很久，跟同學同事們相處得非常之好，實在舍不得離開北大。然而人是要吃飯的，而且我要吃得相當的好，再三思維，別無辦法，隻好辭別心愛的北京，再去給別人抱孩子。”當時前來辭職的教授甚多，胡無奈地看看其他教授，對鄧說：“各位在坐已很久了，此事一言難盡，我請你取消辭意，以後再談，如何？”但鄧去意已決，不幾日離開北大，前往美國。丁文江曾對胡適感歎：“我們這班人恐怕隻能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罷！”魯迅病逝的第二天，周作人恰好在北大有一堂“六朝散文”課，他沒有請假，而是照樣挾著一冊《顏氏家訓》，緩緩走進教室，開始講授此書的“兄弟”篇。在長達一小時的時間裏，周隻是念著書本講話，學生也不開口發問或表示慰問。教室竟然顯得十分沉靜。下課鈴聲響後，周挾起書說：“對不起，下一堂課我不講了，我要到魯迅的老太太那裏去。”這個時候，大家才看到周的臉色十分肅穆、沉靜、幽黯，讓人覺得他的悲痛和憂傷不是筆墨所能形容。周的學生柳存仁回憶當時的情景說：“他並沒有哭，也沒有流淚，可是眼圈有點紅熱，臉上青白的一層麵色，好像化上了一塊硬鉛似的。這一點鍾的時間，真是一分鍾一秒鍾地慢慢的挨過，沒有一個上課的人不是望著他臉，安靜地聽講的。這個時候容易叫你想起魏晉之間的阮籍喪母的故事。”魯迅去世後，其母悲痛至極，對周作人說：“老二，以後我全要靠你了。”周隻說：“我苦哉，我苦哉……”周的回答讓老太太分外失望，她後來對人說：“老二實在不會說話，在這種場合，他應該說，大哥不幸去世，今後家裏一切事，理應由我承擔，請母親放心。這樣說既安慰了我，又表明了他的責任。”後來，老太太還無奈地對人說：“隻當我少生了他這個兒子。”據葉淑穗回憶，“文革”一開始，周作人就被紅衛兵抄家，被關在一個小棚子中，隻有一位老保姆在照料他。有一次，葉和其他幾個人去看周，周已經站不起來了，躺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身穿一件黑布衣，胸口戴著一塊白牌，上麵寫著周的名字。當時周的臉色蒼白，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著。而紅衛兵卻對周喊：“起來了，你起來！博物館的同誌要向你問一點事。”周費力地起來，一件事也說不出來了。紅衛兵就拿皮帶揍他：“你說不說！你說不說！”沒過多久，周就黯然辭世，享年83歲。
1937年7月29日，北平淪陷。當天，梁實秋對他的大女兒梁文茜說：“孩子，明天你吃的燒餅就是亡國奴的燒餅。”抗戰勝利後，內戰又起，周炳琳不辭辛苦，為和平奔走呼籲，但都無濟於事。他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中寫道：“在此局勢中，號稱主人翁之人民呼籲無靈，而知識分子尤可憐。”有一位青年非常喜歡劉半農作詞、趙元任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便去趙家，請趙介紹他認識劉。恰巧劉來趙家，趙當即對青年介紹說：“這就是你要認識的劉半農先生。”青年原以為劉是個風度翩翩的美男子，一見之下，竟是一位身著半舊長袍，形同鄉巴佬的老頭，頓感失望，情不自禁地說了一句：“原來是這個老頭啊！”劉聞言，甚為失意，作打油詩以自嘲：“教我如何不想他，請進門來喝杯茶。原來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1949年2月28日，北平市軍事管製委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對北大實行接管。次日，周炳琳上書主動辭去法學院院長職務，專任經濟學係教授。5月5日，北平市軍事管製委員會決定成立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由湯用彤任主席，並命令“自校務委員會成立之日起，舊有行政組織即停止活動”。同日，任命錢端升為新一任法學院長。此時的周炳琳百感交集。後來他自己回憶說：“當人民解放戰爭接近在全國範圍取得勝利的時候，眾人歡騰，我卻變得十分矜持。”梁宗岱在彌留之際，“不作呻吟，而是發出雷鳴般的巨吼，震動整座樓房”。梁的同事戴鎦齡說梁：“他不怕死，但在死前竟留下一堆未完成的工作，他不得不用連續的巨吼代替天鵝絕命的長鳴，以發泄他的無限悲憤。”1949年後，北京市委統戰部召開知識分子座談會，北大老教授鄧之誠與會。有人在會上慷慨陳辭：“我們已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有人自恃有些舊學功底，就對抗思想改造。我奉勸某些人，不要自視過高。其實，過去的所謂‘國學’都是封建糟粕，一文不值。”散會後，鄧氏回寓所，一路秋風蕭瑟，落葉滿階，他“目中茫然”。後來，鄧留在北大，沒有學生，也不上課。當年人人以聽其講課為幸的鄧，因為沒有授課記錄，工資下調三級。熊十力早年參加辛亥革命和護法運動。兩次革命均以失敗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