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目睹“黨入競權爭利，革命終無善果”，內心非常痛苦，常常“獨自登高，蒼茫望天，淚盈盈雨下”。後遂不問政事，一心向學。
“文革”開始以後，身在上海的熊十力不斷地給中央領導入寫信，反對“文革”，堅持讓家人每信必寄。還經常寫很多小紙條，甚至在褲子上、襪子上都寫著對“文革”的抗議。後來，熊常穿一件褪色的布長衫，扣子全無，腰間胡亂紮一根麻繩，獨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園裏，跌跌撞撞，雙淚長流，口中念念有詞：“中國文化亡了！中國文化亡了！”1960年，馬寅初被迫辭去北京大學校長的職務。他說：“在北大政治上我是不能領導，可是，在學術上我是可以領導的吧！我的人口理論是純粹的學術問題，可是有入硬把它扯成政治問題，我當然不服，現在北大的空氣太沉悶了，學生誰也不敢發表意見，沒有學術空氣。”“文革”開始後，全國上下大興“破四舊”的極左之風，圖書、文物、古跡均在破壞之列。已經八十多歲的馬寅初對時勢頗為不滿，但又無可奈何。一天早飯後，他把家人叫到客廳，平靜地說：“近來我一直思考一件事情，總猶豫不定，現在我決定了。今天，你們大家都不要出去，我們全家自己動手來破四舊。這樣做，雖然可惜，也非常痛苦，但不這樣做，又有什麼辦法呢？與其讓別人燒，不如自己燒！”當天，家人就把馬珍藏多年的珍貴文物、字畫以及積累了多年的學術資料統統付之一炬。
“文革”期間，卞之琳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揪出來。一天，他的學生高秋福看到他拿著掃把在掃地，照例喊了一聲“卞先生”。他驚悚地抬起頭，環顧四周無人，擺擺手，悄聲說：“再不要這樣叫。要劃清界限！”說罷，像什麼事都未發生一樣，繼續幹他的活。
1968年，工宣隊到北大勒令翦伯讚交待所謂劉少奇當“叛徒”的材料，翦無言相對。當年12月，翦與妻子在北大燕南園寓所服用過量安眠藥，離開人世。
二人平臥於床，穿著新衣服，合蓋一條新棉被。在翦的中山裝的兩個下衣袋裏，各搜出一張二指寬的紙條：一張上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出什麼問題，所以走了這條絕路……”另一張上寫著：“毛主席萬歲，萬萬歲！”葉企孫曾被投入監獄，長期受到迫害，晚境十分淒慘。當時不少人在海澱中關村一帶見到了這種情景：葉企孫弓著背，穿著破棉鞋，躅躅街頭，有時在一家店鋪買兩個小蘋果，邊走邊啃，碰到熟知的學生便說：“你有錢給我幾個。”所求不過三五元而已！“文革”期間，向達受到了極大的衝擊。鄒衡曾記下向達慘遭批鬥的情景：“我永遠不能忘記那個可怕的太陽似火的上午，是在1966年6月，幾個‘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頭的向達先生在三院二樓外曬得滾燙的房簷瓦上‘坐飛機’，一跪就是幾小時……向先生已是六十六高齡。我看到有的教師嚇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邊落淚。果然，從此阻後，我再也沒有見到一代巨匠向達先生。”遭到折磨的向達，還暗中囑咐友人“不必耿耿”，將如“鳳凰涅架，獲得新生”。無奈他身患重病，不但得不到及時治療，還要接受勞改和批鬥，遂於1966年11月24日含冤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