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鷹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動學閥”和“美國特務”，備受折磨，當有入問他當初回國而今是否後悔時，他瞪大眼睛毫不猶豫地回答：“不！中國是我的祖國，我回來不後悔！”1970年夏，當傅鷹得到“解放”之後，發還給他被查抄的存款時，他當即表示願拿出其中的十數萬元人民幣，捐獻給國家，為恢複高等教育出力。但當時的駐校宣傳隊卻以“國家辦教育不需要資產階級的錢”為由而拒收。後來，他又書麵請求贈款七萬元人民幣給他的一個早期學生，用以幫助開展科學研究，同樣遭到拒絕。致使報國無門的傅鷹老淚縱橫，不能自已。
1968年7月15日，在長期遭受殘酷迫害後，朱侯在南京圖書館含冤辭世。他在去世前留下的絕筆中寫道：“我沒有罪，你們這麼迫害我，將來曆史會證明你們是錯誤的。”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思想改造運動中，馮友蘭曾就過去的曆史多次檢討交代，甚至不惜上綱上線，但依然難以過關。為促使他轉變思想，組織上派金嶽霖去馮家說服動員，一進門金就大聲問道：“芝生呀，你有什麼對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徹底交待呀！”說著說著，兩個人撲上去抱頭痛哭。“文革”期間，北大很多教授都被紅衛兵管製起來，一切行動都得聽指揮，早晚請示、背語錄、勞動、吃飯都必須排隊。每排隊時必要報數，在報數的同時要自報自己的政治帽子。馮友蘭個子較高，總被排在第一個，並叫他說：“報到！我叫馮友蘭！是……反動學術權威！”紅衛兵說：“不行，重報！你這是避重就輕！你是反動學閥！”馮馬上改口說：“我……我是反動學閥。”洪謙因為害怕，怕也說他避重就輕，也說：“我叫洪謙，反動學閥。”紅衛兵說：“不對！你還不夠格，你是反動學術權威。”洪嚇得連忙改口說自己是“反動學術權威”。馮定在自我報名為“反動學術權威”時，紅衛兵說：“你不是就寫過一本《平凡的真理》麼？你還想往反動學術權威裏躥！你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就這樣月月如此，天天如此，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文革”中，閔嗣鶴被抄了家，滿屋子都是封條，閔被迫站在高凳上接受批鬥；後來住房也被分割去一半。北大教學樓上還掛上了“打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閔嗣鶴”的標語。在被集中到學生宿舍接受集體管製時，閔被迫寫的“交代材料”有一寸高。一次出早操，閔心絞痛發作，不得已從隊列中退了下來，並報告說自已有心絞痛，宣傳隊員怒氣）中衝地責問他到底是“心”痛，還是“腳”痛，以為這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搞的什麼新花樣。對於以後的打算，閔當時在“交待材料”上寫道：隻求今後能當一個印刷工人，為人民做點實事。
周一良家中的牆上掛著一幅字：“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可與人言二三”，周曾用他慣常的語氣平靜地告訴他的學生，這就是他一生的真實寫照。
梁漱溟晚年回憶說：“我曾哭過兩次，一次在曹州，係由學生不聽話所致；另一次是陳銘樞出賣了李濟深，使李被蔣介石軟禁湯山溫泉一段時間，我覺得太不應該，曾大哭一場。”據金克木的學生郭良回憶，“文革”結束後不久，郭去看望金，金見到郭說的第一句話是：“又要來聽我放毒了啊！我教你們五年，放了五年毒。我說的每句話都是放毒，都要批判的。以後我不再說了，就不再毒害你們了。”晚年的周培源回顧自己的一生經曆時說：“這一輩子不是我所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