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
也許在人類曆史中，從來沒有一個知識分子像中國的孔丘（公元前551至479年）那樣長期地受到一個朝代接著一個朝代的封建統治階級的尊崇。他認為“一隻鳥能夠挑選一棵樹，而樹不能挑選過往的鳥”，所以周遊列國，想找一位能重用他的封建主來實現他的政治理想，但始終不得誌。事實上，“樹”能挑選鳥；卻沒有一棵“樹”肯要這隻姓孔名丘的“鳥”。
他有時在旅途中絕了糧，有時狼狽到“累累若喪家之犬”；最後隻得歎氣說，“吾道不行矣！”但是為了“自見於後世”，他晚年坐下來寫了一部《春秋》。也許他自己也沒想到，他“自見於後世”的願望達到了，正如漢朝的大史學家司馬遷所說：“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所以從漢朝起，曆代的統治者就一朝勝過一朝地利用這“聖人之道”來麻痹人民，統治人民。盡管孔子生前是一個不得誌的“布衣”，死後他的思想卻統治了中國兩千年。他的“社會地位”也逐步上升，到了唐朝就已被稱為“大成至聖文宣王”，連他的後代子孫也靠了他的“餘蔭”，在漢朝就被封為“褒成侯”，後代又升一級做“衍聖公”。兩千年世襲的貴族，也算是曆史上僅有的現象了。這一切也都在孔廟建築中反映出來。
今天全中國每一個過去的省城、府城、縣城都必然還有一座規模宏大、紅牆黃瓦的孔廟，而其中最大的一座，就在孔子的家鄉——山東省曲阜，規模比首都北京的孔廟還大得多。在廟的東邊，還有一座由大小幾十個院子組成的“衍聖公府”。
曲阜城北還有一片占地幾百畝、樹木蔥幽、叢林密茂的孔家墓地——孔林。孔子以及他的七十幾代嫡長子孫都埋葬在這裏。
現在的孔廟是由孔子的小小的舊宅“發展”出來的。他死後，他的學生就把他的遺物——衣、冠、琴、車、書——保存在他的故居，作為“廟”。漢高祖劉邦就曾經在過曲阜時殺了一條牛祭祀孔子。西漢末年，孔子的後代受封為“褒成侯”，還領到封地來奉祀孔子。到東漢末桓帝時（公元153年），第一次由國家為孔子建了廟。隨著朝代歲月的遞移，到了宋朝，孔廟就已發展成三百多間房的巨型廟宇。曆代以來，孔廟曾經多次受到兵災或雷火的破壞，但是統治者總是把它恢複重建起來，而且規模越來越大。到了明朝中葉（16世紀初），孔廟在一次兵災中毀了之後，統治者不但重建了廟堂，而且為了保護孔廟，幹脆廢棄了原在廟東的縣城，而圍繞著孔廟另建新城——“移縣就廟”。在這個曲阜縣城裏，孔廟正門緊挨在縣城南門裏，廟的後牆就是縣城北部，由南到北幾乎把縣城分割成為互相隔絕的東西兩半。這就是今天的曲阜。孔廟的規模基本上是那時重建後留下來的。自從蕭何給漢高祖營建壯麗的未央宮，“以重天子之威”以後，統治階級就學會了用建築物來做政治工具。因為“夫子之道”是可以利用來維護封建製度的最有用的思想武器，所以每一個新的皇朝在建國之初，都必然隆重祭孔，大修廟堂，以闡“文治”；在朝代衰末的時候，也常常重修孔廟，企圖宣揚“聖教”，扶危救亡。1935年，國民黨政府就是企圖這樣做的最後一個，當然，蔣介石的“尊孔”，並不能阻止中國人民的解放運動；當時的重修計劃，也隻是一紙空文而已。
由於封建統治階級對於孔子的重視，連孔子的子孫也沾了光，除了廟東那座院落重重、花園幽深的“衍聖公府”外，解放前，在縣境內還有大量的“祀田”，曆代的“衍聖公”，也就成了一代一代的惡霸地主。曲阜縣知縣也必須是孔氏族人，而且必須由“衍聖公”推薦，“朝廷”才能任命。
除了孔廟的“發展”過程是一部很有意思的“曆史記錄”外，現存的建築物也可以看作中國近八百年來的“建築標本陳列館”。這個“陳列館”一共占地將近十公頃，前後共有八“進”庭院，殿、堂、廊、廡，共六百二十餘間，其中最古的是金朝（1195年）的一座碑亭，以後元、明、清、民國各朝代的建築都有。
孔廟的八“進”庭院中，前麵（即南麵）三“進”庭院都是柏樹林，每一進都有牆垣環繞，正中是穿過柏樹林和重重的牌坊、門道的甬道。第三進以北才開始布置建築物。這一部分用四個角樓標誌出來，略似北京紫禁城，但具體而微。在中線上的是主要建築組群，由奎文閣、大成門、大成殿、寢殿、聖跡殿和大成殿兩側的東廡和西廡組成，大成殿一組也用四個角樓標誌著，略似北京故宮前三殿一組的意思。
在中線組群兩側。東麵是承聖殿、詩禮堂一組，西麵是金絲堂、啟聖殿一組。大成門之南，左右有碑亭十餘座。此外還有些次要的組群。
奎文閣是一座兩層樓的大閣，是孔廟的藏書樓，明朝弘治十七年（1504年）所建。在它南麵的中線上的幾道門也大多是同年所建。大成殿一組，除杏壇和聖跡殿是明代建築外，全是清雍正年間（1724至1730年）建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