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君民，教育為先。”中國向來有重視教育的傳統，官方提倡，民間響應，許多人信奉“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的古訓，勤苦向學。流風所及，至今中華民族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視教育的民族。
要真正了解中國教育的現狀，就要了解中國教育的曆史。要深入了解一個地區的教育現狀，則要了解一個地區教育的曆史。陳篤彬院長和蘇黎明教授熱心鄉梓，在出版《泉州古代書院》、《泉州古代科舉》之後，接二連三，又完成這本《泉州古代教育》，使之成為地方教育史的完整係列著作。對一個地區教育史作出如此係統研究，這在全國是不多見的。此三本書各自獨立，又互為聯係，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教育史的內容必定包含科舉與書院，因為已經獨立出版前兩書，本書側重在官學和社學、義學等其他教育形式。但不可避免也會涉及書院與科舉方麵的內容，在這種情況下，看來作者是力圖寫出新的內容，盡量不與前兩書重複或雷同。
眾所周知，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局部的往往也具有全國性的意義。各個地方的教育史都有自己的特色，隻要真正深入研究進去，必定會有獨特的收獲，而且多少總會折射出中國教育史上的一般特征。例如，作為曆史上移民台灣人數最多的地區，泉州與台灣具有十分密切的聯係。本書清代部分，談到了泉州教育、科舉與台灣的獨特關係，便既有鮮明的地方特色，也具有全國性的意義。寫作最忌人雲亦雲，炒冷飯。隻要有創意，即使是局部的創意，也具有一定的價值。整體是由各個局部構成的，因此局部的創新，對全局便有貢獻，這也是研究地方教育史的價值之一。
中國帝製時代後期有一項防止官員徇私的重要製度，即地域回避製度。本地出身的官員一定不在自己家鄉任職，在本地當官的人一定是外地人。因此，省級長官都是外省人，州級長官都是外州人，縣級長官則是外縣人。由於有這種政策的規範，一個地區的文化教育史上的人物和活動就包含了兩個方麵的內容，一是本地培養出來的名流顯宦，如通過學校教育、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進士或舉人，但他們一般都在外地做出政績；二是籍貫是外地但在本地任職的官員，以及他們在本地文化教育上的建樹。一般我們寫地區教育史主要記述的還是第二方麵的內容，而科舉史則主要記述第一方麵的內容。當然，若從本地考出去，在中央或外地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的科舉人物，本地教育史也可以帶上一筆。本書寫泉州教育史，若是某縣出身的人物，在本州其他縣從政，則更是完全屬於泉州教育史的範圍。如元代的盧琦是惠安峰尾人，中進士後曾任永春、寧德縣尹，本書對他在永春縣的教育方麵的政績便有所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