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大隊部一片政治運動的嚴肅氣氛。
紅紙黑字標語貼在院牆上，“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反修防修”、“興無滅資”、“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從這些標語看，這次五反運動和1951年年底所進行的三反五反運動是不同的。小秦清楚地記得當年爸爸媽媽進駐私營企業搞運動的情景。但收隊已經三天了，黨委總是叫大家學習文件，還沒有開動員大會。趁這個機會，小秦讓分隊地質人員抓緊內業整理。讓小李子去實驗室了解黃土崗樣品化驗情況，督促實驗室加緊化驗。他又去地質科向周科長彙報大小營子礦化帶的具體情況。可以說，分隊的人回來了，心還在野外。
終於，緊張的政治運動全麵鋪開了。上麵規定：上午半天學習搞運動，下午半天處理業務和其他事務。
大會動員後，是背靠背給大隊領導提意見。各分隊由黨支部掌握會議，把劉本德給難為的夠嗆。老劉說：“侯大隊長在動員會上已經講清楚了，本著實事求是，有啥說啥的精神，咱們就開始發言吧。”人們似乎還沒有脫離野外找礦的興奮，對於政治活動不很積極。
老孟看會議冷場，就帶頭發言：“我說幾句吧。大隊領導也就是指揮部領導，田書記和侯隊長都是指揮部成立時調來的，現在還不到一年。所以我也提不出什麼意見。我了解的都是大興安嶺隊的老人舊事。書記、隊長調地方了，還留在隊上的就是副大隊長韓舉。
韓舉同誌是老同誌了，在八路軍當過偵察排長，在延安保衛過黨中央。轉地方也有十好幾年了，為革命，為地質隊做了不少好事。這些我都不說了。主要提點批評意見。
1960年國家十分困難，老韓分管大隊生活，那時社會上盲流不少。他常常拿地質隊的糧食救濟盲流，自己還不記賬，沒有數。一年下來，估計虧空好幾百斤。具體多少誰也說不清楚。一聽到盲流是陝西老鄉，老韓就更是止不住要給糧食、糧票。慷國家之慨，講老鄉關係，不講紀律，不講原則。我覺得這與老韓老革命的身份很不相稱。
再一個問題，1962年冬天，老韓給大隊食堂菜窖裏多儲了兩千多斤大白菜。趕到第二年春天新菜下來，比上年便宜得多。每斤多花一角錢計算，一下子浪費200多塊錢。
還有個事兒，有次上級，好像是盟委吧，打電話給我們大隊。說有個部隊高級首長的親戚，要用地方糧票跟我們隊換點兒全國糧票，大概100斤吧。老韓說什麼也不同意。而且在電話裏罵起人來，罵的粗話因為有小李和小胡在場，我都沒法說。把盟委書記氣得停止我隊汽油供應，耽誤了半個多月才出隊。”
老張說：“說到這裏，我倒想起來，好像有這麼回事兒。後來問題怎麼解決的？”
老孟繼續說：“還不是大隊黨委書記和地方上關係比較好，給盟委領導多賠不是，講好話，問題才解決的。”
張玉榮又說：“我怎麼聽說，那個什麼首長親戚是個詐騙犯，是東北的李萬銘。是不是叫什麼陳康啊？”
“你怎麼知道？”
“我怎麼就不知道？”張玉榮反問。孟祥生有點氣呼呼的，他覺得張玉榮對他不尊重，很可能小秦是後台。他看了看秦懷德。秦懷德說：
“我來的比較晚，大興安嶺隊的事我不很清楚。不過這件事情我聽說過。老張了解的情況是真的。陳康還用火車皮往朝鮮販運辣椒，往國內販運糖果點心高級香煙。鬧騰得可凶了。這個事要講清楚得好幾天，趕上說評書了。我覺得關鍵不在這個首長親戚是假是真。難道說這親戚是真的，老韓就應該給換糧票嗎？如果這樣，人情大於政策，我們這個黨，這個國家還有希望嗎？我倒覺得老韓了不起，這個事情頂得對。當然，遇事要講道理，不能罵人。不能因為自己資格老說話就不講文明，粗魯並不是英雄。倒是希望韓舉同誌今後在這方麵注意一點。”
小秦這麼一說，孟祥生覺得知識分子厲害，自己不是對手，隻好暫不做聲。會場一時又冷靜下來。
安永興這時要求發言，劉本德說“好，工人應該帶頭。”
小豆子不緊不慢地說：“俺要請問一下孟副隊長，什麼叫盲流？”
“盲流是困難時期從農村跑出來的一些人。他們不安心農業生產，聽說當工人生活好，掙錢多，就盲目地往城市跑，往工礦區跑，所以叫盲流。”
“放他娘的狗臭屁！”安永興火不打一處來。“俺就是困難時期從山東榮成老家跑到地質隊來的。俺老家餓死人了，大隊公社不敢承認，叫俺們有親投親，有友靠友，俺們不走在那兒等死就叫‘安心農業生產’？俺不是你們大興安嶺隊的，道理一樣。你倒是說說，俺們想找個生活出路有什麼不對？”
劉本德沉不住氣了：“安永興！說話注意文明，別帶髒字兒。剛才秦隊長說了，你怎麼不遵守？”
“劉書記、孟副隊長，對不起了。我是氣憤，有人坐著說話不腰疼。你要是快要餓死了，有個活著的門路，你去不去？還在家呆著就對？”
朱世真緊接著安永興發言：“困難時期我們逃難，逃出來一路淨遇到好人了。就在那個時候，還沒有一個人說我們盲流。人總要有點兒同情心吧？我覺得韓大隊長做得對。不過也不能沒有賬，不能一個人說了算，要跟大夥兒商量，對不對？”
秦懷德聽了，覺得這個小馬虎並不簡單。老孟帶頭發言，是為了啟發大家，沒想到落一身不是，心裏憋氣窩火。老劉看看時間，早點兒宣布散會為好。
晚上，各分隊向大隊“五反領導小組”彙報，老劉怕說不清楚，叫記錄胡萍參加。胡萍跟說故事似的，把大家的發言學給領導聽。他們也從其他分隊那裏聽來不少“信息”。第二天上午，老劉在分隊會議上把這些情況傳達給大家。
“聽了我們的彙報，五反領導小組還比較滿意。說有爭論是好事，不爭論是非曲直永遠弄不清楚。爭論中要注意語言文明。其他分隊提出不少疑問，對我們討論可能有啟發。
一個是馬的問題。大興安嶺隊在跑百萬（指1比1百萬地質填圖）的時候有十幾匹馬，一色蒙古種，吃的少，耐力強，不生病；還有科馬，下了駒兒。後來改跑20萬的時候，用不著馬了，處理了，現在還剩兩匹。這些馬是怎麼處理的？多少錢一匹，是一筆糊塗賬。
第二，和馬相關的是草料。老韓讓胡名正去買馬料，是按堆估計；實際馬吃了以後，剩下最後一部分草料時，發現草垛原來是圍住一棵大樹堆起來的。這樣每堆草料要虧損上千斤。全隊損失多大真沒法算。
第三個是皮褲問題。在61年冬天，大隊的一批皮褲發現有質量問題，作價處理，處理得很便宜。職工到時候會發皮褲，但家屬沒有，想要不給，都低價賣到外頭去了。大家懷疑經手人王順手腳是不是幹淨？但領導小組說了，懷疑不能當證據。有懷疑需要大家幫助回憶當時的情況。我們知道情況談情況，不知道情況的可以談談自己對五反運動的認識。”
老孟再也不肯吭聲了。張玉榮說：
“處理馬的事，我聽說是這樣：經老韓隊長批準，全部賣給了當地牧民。除了錢，好像給了大隊一批牛羊肉，春節職工發的肉就是這麼來的。這件事線索是清楚的，大隊領導出於對職工生活的關心。如果說有什麼錯誤，可能馬匹是生產工具，不用了可以報廢，但不能分給職工個人。這是不是錯了，我還吃不準。”
小秦說：“處理皮褲時我剛剛來，個別家屬要買，買不到是有意見。王順說事先答應人家了，失去信用不好。這些單位都是跟我們大隊有聯係的一些部門。像派出所、林業局、自來水公司、供電所、交通管理站、糧食局、副食品公司等等。王順說，跟他們搞好關係，是為了大隊以後工作方便。這種情況就不止是我們地質隊一家，很多外地駐市單位都得跟他們拉關係。這些到底怎麼看？恐怕是五反運動也解決不了的問題。”
老張說：“草料問題，是胡名正上了當，還是跟牧民有什麼交易？恐怕誰也說不清楚。但老韓最多是領導責任，不可能直接收取什麼好處。”
小秦說：“老孟，你來隊早。這些問題你可能比我們清楚。希望談點意見。當時有當時的認識，現在是現在的看法，有變化也正常。不然的話叫什麼來著？叫思想僵化對不對？”
小秦點了名，孟不得不說：
“秦隊長說了，時代不同，對同一問題可能看法不一樣。過去我對這些問題沒有什麼認識，總認為工作當中誰不犯點兒錯誤？毛主席說了，世界上隻有兩種人不犯錯誤，一是死人，一是沒有出生的人。大隊領導不是這兩種人，有點兒錯誤正常。現在學習了文件，特別是中央工作會議上關於保定‘四清’的介紹和9月的後十條，才知道我們所討論的這些四不清的事兒，本質上就是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我們應該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發動群眾，打退資本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進攻。”
他根本沒有注意自己的話前後矛盾，而且都是引用毛主席的話。這種認識在當時很有代表性。一些喜歡鑽牛角尖的知識分子，常常會鑽進其中一個角出不來。結果可想而知，成為挨整對象。
秦懷德輕輕地搖了下頭，恐怕除他自己以外，誰也沒有覺察。他緩緩地說：
“過去我對世界範圍的階級鬥爭看得比較清楚。比方說中蘇之間的大論戰，反映的是帝國主義政策所發生的影響。世界和平理事會，竟然有個法國人提出為肯尼迪默哀。帝、修、反對我們實行全麵包圍和封鎖政策。這個形勢是嚴峻的。按照中國人的特點，在外界高壓下麵，世代仇敵也可以團結起來一致對外。抗日戰爭時期的國共合作就是典型例子。現在說我們內部出現階級鬥爭，四不清是不是階級鬥爭，我一時還想不明白。由此可見，我的思想是落後了。作為**員，我必須加倍努力學習。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我們注意內部敵人原則上沒有錯。但由此而草木皆兵，那是不是說明我們的神經太脆弱了？”
劉本德接著說：“後十條裏毛主席不是要求我們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嗎？真做到這一條，就不會把朋友推到敵人那邊去了。”
孟祥生又說：“光我們幾個頭頭發言，聽不到群眾的聲音可不合適呀！請新來的同誌，特別是半邊天也談談看法吧。”
胡萍說：“光聽你們老同誌吱吱喳喳，我們不了解情況，隻好帶耳朵聽啦。”
老劉說：“你想說什麼就說點什麼吧。”
“要我說，千萬別把工作上的失誤都說成階級鬥爭了。要那樣誰還敢積極工作！我們的重點應該是進行思想教育，讓大家懂得貪汙盜竊、投機倒把和鋪張浪費的壞處，克服官僚主義和分散主義。我還關心一件事兒，今年春節我們不能回家探親。在這兒能不能過好一點，讓我們女孩子不想家？我想李星蘭想法跟我一樣，我代表我們倆跟田書記提出這個要求。”
秦隊長說：“小胡提的問題叫理論聯係實際，整改是下一階段的任務。”
這麼一說，青年同誌的熱情上來了，小寧、小王、小餘爭著發言。三位工人也各自提出不同要求，希望領導小組能借運動之機為大家謀點實際利益。
運動進一步發展，田翠花和侯登山帶頭“洗澡下樓”，就是向全隊同誌報告自己對五反運動的認識，檢查自己的缺點錯誤。田翠花主要談了些官僚主義方麵的情況，對有些分隊、個別部門了解少，影響了全局。侯登山主要說自己工作主動性還不夠，沒有主動為書記分憂等。韓舉是全隊職工關注的焦點，他花了整整兩個小時的時間，從思想根源到具體錯誤，談得非常深刻、感人。根據群眾的反映，五反領導小組一商量，說前一階段可以結束，轉下一階段。
政治運動的一般特點都是這樣：虎頭蛇尾。或者換個說法，叫批判從嚴，處理從寬。到了五反運動後期，那些在運動中給領導評功擺好的人，等待新的收獲；那些借運動之機點火放炮，或者竟然泄私憤的人，覺得上當受騙，生怕挨整；但是更多的人，心底無私天地寬。該怎麼樣還怎麼樣。
領導本人如何對待運動，對待群眾，則要看他自己是怎麼想的了。好在大隊的三位領導，都是光明磊落、克已奉公的**員。隊伍中的前兩種人預期落空了。投機取巧的人失望了，提心吊膽的人放心了，積極工作的人，揚眉吐氣了。
隨著1964年新年的臨近，五反運動進入落實整改階段。
田書記帶著工作組，要到二零三隊、二零四隊進行視察。地質調查大隊的運動和工作由侯登山全麵負責。侯登山、韓舉和朱鴻章在給書記送行的時候，看著在寒風中裹得緊緊的田翠花鑽進小羅馬，向梅師傅再三叮嚀：
“開車穩點，一路上照顧好書記啊！”
小車緩緩地離開大隊部，漸漸消失在遠處的小山後麵。侯登山感歎地說：“田書記剛強啊。零下十幾度的天往外跑半個多月，得吃不少苦。”
老韓說：“田書記為什麼還是一個人哪，難道就沒有合適的？”
侯隊長說：“沒人的時候我提過這事兒。可她避開了，根本不回答我。我怎麼好意思再問？我那位董老師的事她倒是一直掛在心上。攤上這樣的書記是我們的福氣，可她自己的幸福在哪裏呢？”
朱鴻章這時不好做聲。人家都是黨內領導同誌，一個黨外人士，能說什麼呢？
侯登山猛地覺得重任在肩。心想這整改工作決不能讓田書記失望。
他召開各種小型座談會，向工人、地質人員、行政人員和政工幹部分別征求意見。凡是能采納的都采納了。他知道朱總和地質科小周的看法事關重大，所以又特別征求他們兩人的意見。
周濟傳說：“這政治和行政事務，我是外行。我從地質工作的要求看，第一，如何保證決策的科學性是最重要的問題。整改要把這個放在首位。第二，如何保證決策的靈活性。因為地質工件是探索，有一定程度的冒險。在野外一線指揮員沒有靈活決策權，工作就很難做好。”侯登山深以為然。
朱鴻章則說：“培養年輕技術幹部是當務之急。我們的年輕人不能早點挑重擔，就不能盡快成才。技術上的事情，不能搞論資排輩，也不能搞少數服從多數。究竟誰掌握了真理，要靠鑽探和化驗結果說話，我建議實行嚴格的技術責任製。當年蘇聯有的工程師，是從牢裏剛放出來到中國來當專家的。為什麼有這種情況？因為他確定某礦床的儲量，開采中發現品位較低。上級認為工程師技術失誤，追究責任就判刑。抓起來關了兩年，後來開的礦石品位又高上去了，平均一算，工程師原來定的儲量是對的，誤差很小。就不得不把他放出來。國家賠償他的損失，並讓他出國當專家。我不讚成這種做法。但工程師有這個權力就應當負這個責任。重大決策失誤要追究主任工程師的責任。”
侯登山領著人研究了十來天，搞出一套整改方案。想了想，不能貿然實行，因為一把手不在家。他親自動手，將整改方案寫好。還重點介紹老朱和小周的意見。他讓李國忠坐班車帶著方案去二零三隊征求書記的意見。田翠花認真地看了方案，第二天對李國忠說：
“你先回去，告訴侯隊長，關心群眾生活的事情可以先做。其他問題等我回去再說。探親假之前，黨委一定把整改方案拿出來，讓全體職工討論。經過廣泛吸收群眾意見，春節過後就實行。”
侯登山心中有數了。他向食堂管理員“李讒鬼”（李昌貴的綽號）布置改善職工生活的幾項措施。又組織後勤人員為職工檢修取暖爐灶，修理排煙不暢的火炕、火牆，密封窗戶上的雙層玻璃。為防止凍壞大白菜，讓職工在公家有保溫設施的菜窖裏儲存菜。按書記指示，生活整改的重點應是單身職工宿舍。他又組織後勤人員針對這些職工的取暖、夥食、洗澡等問題進行徹底檢查、整改；回去探親的，讓他們過個放心年；留在大隊的，讓他們過個快樂年。
田書記終於回來了。她跟侯登山單獨商談。她說，老侯，你拿給我的方案，我沒有馬上表態支持你不會生氣吧？侯登山說，哪能啊？書記肯定有新的打算，一兩句話又說不清楚，所以讓國忠回來傳話。田翠花說，我們倆能這樣互相理解，互相支持，我真的很感謝你老侯哇。侯登山說：
“書記，您客氣了。我們如果不理解、不支持全大隊會成什麼樣？”
“方案的主要問題是沒有體現朱總培養年輕技術人員的戰略意圖。您可能不知道。在蘇聯，總工程師有權讓不支持他們的政治幹部和行政幹部離開。檢查他們工作好壞的主要標準，就是看他們能否貫徹總工程師的意圖。這叫‘總工程師責任製’。我們把這一套叫技術掛帥，說是搞修正主義。我們這裏，事事都要求政治掛帥。可這山底下有礦沒礦，是技術說了算還是政治說了算？這不是明擺著的嗎？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我們也對斯大林同誌的大國沙文主義有意見。但是沒有任何人說斯大林的技術決定一切是正確的！為什麼？斯大林如果不搞技術決定一切，20年代蘇聯那麼落後的工業基礎，不可能發展成今天的世界強國。如果不是技術決定一切，馬克思為什麼把蒸汽機的出現看得那麼具有革命意義？核能的出現決定了世界政治格局是兩個核大國的對立。技術決定人類曆史，這是事實。老侯，我們共事這麼一段時間，我覺得我們知心，才跟你講這些話。要是傳出去我會受處分。但為了讓你理解我，支持我，我覺得講出來更好，憋在心裏難受！”
侯登山抑製不住內心的激動。他緊握住田翠花的雙手，用顫抖的聲音說：“田翠花同誌，你放心吧。你今天的話我決不會告訴別人！”
“話不能明說，事情還得做好。隻有靠我們倆自覺地對老朱多尊重，對小周他們多重視了。我有個想法，需要跟他們兩人商量。我想對各分隊技術骨幹實行輪換製度。根據我自己學習地質的體會，這對年輕技術骨幹成長最有效。他們在學校裏學習的理論知識，和野外實際情況有距離。這裏最困難的不是技術細節，而是整體思維。地質人員站在山頂上，再高的山沒有他們的腳底板高。但這不是他們的特點，因為旅行家、測量工作者都這樣。他們從高山之顛，能看到地層深處，這才是他們與常人不同之處。可是地質隊員真有透視眼嗎？沒有的。因為長期在野外豆油燈、蠟燭光下寫字，有的人還是近視眼。他們有的隻是見微知著、善於透過現象看本質的頭腦，培養訓練這種頭腦是最重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