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釣陶
馬克·吐溫（1835—1910)是我國讀者相當熟悉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大概在他去世後的二三十年開始較多地翻譯介紹進來，比如《夏娃曰記》（李蘭譯）、《王子與貧兒》（李葆真譯）等。新中國成立以來，他的作品的中譯本更是大量出版。比如張友鬆譯介了九卷之多；名著《哈克貝裏·費恩曆險記》的譯本不下五六種；短篇如《跳蛙》、《一張百萬英鎊鈔票》、《腐朽了哈德利堡居民的人》也一再被翻譯。其他如《傻瓜國外旅行記》、《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涯》、赤道圈紀行、《傻瓜威爾遜》、《貞德傳》、《自傳》等等也有多種譯本問世。此外，還可讀到幾種譯自英文和俄文的馬克·吐溫傳記和評論集，報刊上也時不時登載有關這位作家的種種論述和翻譯。
在一般讀者心目中，馬克·吐溫是一位幽默小說家、傑出的兒童文學作家、遊記和傳記作家。他創造的哈克和湯姆形象栩栩如生，特別是通過影視的傳播更使人難以忘懷。
這樣的印象應該說是正確的，但是不夠全麵。馬克·吐溫還有一些文學作品，以及大量的雜文、政論、演說辭、書信等在我國尚未廣為人知。如果我們讀到這些上百萬字的文章，我們就能得到一個比較全麵的了解，認識一位全麵的馬克·吐溫，真正的馬克·吐溫。他不但是一位幽默、風趣的小說家，遊記和傳記作家，而且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學家、直言不諱的政治家、機智敏銳的演說家、悲天憫人的預言家。
他的思想其實是他全部作品的底色，他的幽默往往是暗藏機鋒的，他的玩笑常常是隱含眼淚的，所以並不存在幽默和悲觀相矛盾的馬克·吐溫。如果我們讀讀他摘下玩笑的麵具而嚴肅認真地寫下的文章，我們便可以對他有比較深入的了解。比如，讀讀他的對話論述《人是什麼？》，他的寓言小說《四十四號一神秘的外來者》，以及他的雜文《記錄天使的一封來信》、《致坐在黑暗中的人》、《私刑合眾國》、《沙皇的獨白》、《國王利奧波德的獨白》，還有關於亞當、夏娃、撒旦、伊甸園的調侃小品文。我們可讀到一顆正直、善良、惟真理是從的心；我們可以聽到一種嫉惡如仇，反對世界上任何地方（包括他的祖國境內）發生的任何暴行、壓迫、殘害剝削的正義的聲音。他不畏強梁，傲視王侯，甚至對基督國家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上帝也敢幽默一下。
作為中國人，我們應該特別感謝馬克·吐溫在我們慘遭列強欺淩宰割的清朝末年，對我國人民熱情關懷，為我國人民的不幸遭遇仗義執言，大聲疾呼，幾乎是單槍匹馬與國際反動勢力作戰的高尚行為。
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可以說是我國經受帝國主義侵略的百年創傷的開始。相反，這一時期的美國卻是資本主義急速發展的時期。美國一些商人除了從非洲販賣黑奴，充做本國的勞動力以外，還從我國招募“苦力”。1840年在美國的華人隻有八人；1860年便猛增到三四萬人。1862年，馬克·吐溫從美國東部來到西部，在費吉尼亞城任《企業報》記者，寫了一篇《唐人街》的報道。1863年，他來到舊金山。一次，他看見一群孩子在街上欺侮一位華人，像惡魔一樣揪住這人的辮子（清朝男人即使留洋也要留長辮），盡情捉弄。馬克·吐溫義憤填膺，寫了一篇《該詛咒的兒童》，發表在紐約的《星期日水星報》上。還有一次，他親眼看見：“一個華人頭頂一籃衣服，不聲不響地從街上走過，一群屠夫卻放出狗去咬他；狗在撕咬華人，其中一個屠夫還走上來火上澆油，拾起半塊磚頭，把那華人的牙齒敲掉好幾顆，讓他咽下去。”為背井離鄉、孤立無援的我國同胞寫這樣的揭露文章，可見馬克·吐溫的俠肝義膽。可是報社卻把文章扔在一邊，不予發表。
1868年8月4日，紐約《論壇》雜誌上刊登了馬克·吐溫的一篇專論《美中條約條款闡述》。這裏的條約是指1868年7月28日中美簽訂的所謂《蒲安臣條約》。蒲安臣原為美國派駐中國的公使，後來清政府“洋為中用”，聘請他為大清的赴歐美外交特使。蒲氏與他本國的國務卿威廉·西華德簽訂了條約，這是國際外交史上罕見的頗有戲劇性的一幕。不過，這一條約的某些條款從字麵上看，蒲氏為中國在美國的華人爭得了一些“互惠”。因此，馬克·吐溫為之歡呼：那些惡棍“再也不能對華人使槍弄棒，再也不能對華人動用拳腳，再也不能對華人縱狗行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