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沒有實力做後盾的條約，隻不過是白紙上印了一些不起作用的文字而已。美國有人認為，上述條約中“互相移民條款，是為促進中國勞動力向太平洋沿岸輸入，主要去進行聯合太平洋鐵路的建築工作，因為該項工程的勞動力正發生困難”。等到鐵路竣工，大批勞工失去工作，資本家便翻臉無情，認為華工是一種負擔。有人叫嚷“華人奪走白人飯碗”，“華人是些惡人”，“從中國這樣大量移民，我們美國有黃種化的危險”等等。在反華、排華的謬論挑動下，各地迫害華人的事件有增無減，變本加厲，哪裏是什麼條約約束得住的，這時，馬克·吐溫依然為我們中國人提起筆來。他在1870—1871年連續發表了尖銳的諷刺小品《對一個孩子的可恥迫害》、深刻揭露現實的小說《哥爾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雜文《一個中國人在紐約》，1877年，寫了以華人洗衣工為題材的劇本《阿興》。
在《美中條約條款闡述》一文中，馬克·吐溫還為我國打抱不平，抨擊帝國主義者橫行霸道，在中國領土之內，強行劃出所謂租界。租界之內是洋人的獨立王國，行使他們的“主權”，向中國攤派租稅，把中國人看成“低下的蠻族，不配享受仁慈”，“活該被人踩在腳下”。馬克·吐溫警告說，如果不結束這種罪惡的租界製度，以尊重的態度對待中國人，中國人民遲早會起來作殊死鬥爭，把洋人全部趕走。
打開災難深重的中國近代史，真是血淚斑斑，不堪回首。史書上接連不斷地記載著戰敗、割地、賠款，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英、法、日、俄、德等帝國主義狼犬把東方巨龍撕咬得遍體鱗傷，奄奄一息。但是，正如馬克·吐溫所說的那樣，中國人民風起雲湧，前仆後繼地展開了殊死鬥爭。太平天國、撚軍、天地會、小刀會、義和團等等人民革命運動一浪又一浪，掀起反抗清朝封建統治、反抗外國侵略者的怒潮。1900(庚子）年，以農民為主體的反帝愛國的義和團團員們用血肉之軀麵對洋槍洋炮，頑強戰鬥、寧死不屈，其英勇壯烈之舉，可歌可泣。當年，英、美、德、法、俄、曰、意、奧侵略者以一些外國基督教傳教士和中國信徒被殺害為由，組成十萬人的“八國聯軍”，攻占津、京、山海關及山西等地；帝俄更單獨調騎兵十七萬攻占東北，企圖吞並東三省。清政府不得已，於1901年9月7日簽訂了屈膝投降的《辛醜條約》。對方除八國以外，還增了西、荷、比三國來分一杯羹。條約規定我國賠款白銀九億八千餘萬兩（史稱“庚子賠款”）；拆毀大沽炮台；政府承認“縱信”義和團的錯誤，向各國道歉等等。
帝國主義侵略者大獲全勝，中國人民處於越來越悲慘的境地之際，有誰會為我們哪怕是說一句公道話呢？有，那就是當時已譽滿歐美各國的文學大師馬克·吐溫。
馬克·吐溫當時已六十五歲，早已功成名就，德高望重，本可以賞心樂事，息影田園。但他不屑於像其他“愛國者”那樣，支持政府對外擴張，派兵遠征，也沒有盡可能閉口不談國事，一心隻搞文學。他堅信“吾愛吾國，更愛真理”。六十歲時，他為了還清債務，去大洋洲、非洲和歐洲長途旅行，演講、朗誦、撰稿。當他知道中國在受到列強百般欺淩的時候，他難抑激憤之情，發表演說，撰寫文章，抨擊帝國主義，仿佛他是一個中國人。1900年8月12日，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的前一天，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我同情中國人。他們一直受著高踞君位的歐洲強盜的欺淩，我希望他們能把外國人全部趕出去，永遠把他們拒於門外。”1900年10月6日，他返回美國之前，在倫敦接見紐約《世界報》記者，表示反對美國與其他侵略者串通一氣：“我不知道我們的人們對於我們自己在地球上到處擴張是同意還是反對。如果他們同意的話，我將感到遺憾……在中國，沒有我們的事，就像在任何不是我們自己的國家沒有我們的事一樣。”他乘船回國，一下碼頭就聲明自己是一個反帝國主義者。不久之後，他參加了反帝同盟。11月23日，他發表演說：“洋人們在中國的國土上隻是惹是生非，中國為什麼不應擺脫他們？如果他們都滾回去了，對中國人來說，中國將是怎樣一個幸福的地方啊丨我們不許中國人到這兒來，那我必須嚴正指出，我們應該懂得讓中國決定誰可以到那兒去……外國人從不需要華人，中國人也從來不需要我國人，在這個問題上，我無論如何都站在義和團一邊。義和團是愛國者……我祝願他們成功。義和團堅定地需要把我們趕出他們的祖國，我也是一個義和團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