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前我讀高中的時候，就知道周汝昌先生的名字，知道他的《紅樓夢新證》。有這麼厚的一本學術專著，並世沒有第二人，那時聞其名真的有如雷貫耳之慨。
1959年秋開始，我在西北大學中文係讀書，第一次讀完《紅樓夢》，幾乎在同時讀完何其芳同誌的《論“紅樓夢”》。那時雖然沒有讀周先生的《紅樓夢新證》的意願，但凡是遇到他的論文，或者從報章雜誌上看到他的論文目錄都要找來認真讀一過。讀他的論文與讀何其芳的著作感受不一樣，感覺怪怪的，總是莫名其妙。
1964年我欣喜地買到他著的《曹雪芹》。書中除敦敏、敦誠兄弟和張宜泉所述資料外，其他所據資料大都不可信。後來他把這部著作擴充後，以《曹雪芹小傳》的書名於1980年出版。文字增加了四萬多字，全書達到十八多萬字，內容似無大變化。1992年他又有了《曹雪芹新傳》問世。在《自序》中他說撰寫這部傳記“困難中最大的一個，是曆史給我們準備並遺留下來的可靠的文獻資料太少太少了”，“文獻資料極度稀缺”。說實話，我對周先生的主要紅學觀點是不同意的，比如他的曹雪芹籍貫豐潤說、雪芹生於雍正二年和卒於癸未說、他的絕對化的“寫實自傳說”、史湘雲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硯齋等等，他和清代和民國前期的索隱派一樣，都是在“證假為真”。周先生創撰“曹雪芹傳”的艱辛我是理解的；作為紅學一家言，自有存在的價值。
後來他支持王國華的“太極紅樓夢”製造出了一個“震驚人類的發現”；又支持豐潤人王家惠的“曹淵即曹顏”說，豐潤人劉潤為同時發表《曹淵：紅樓的原始作者》，弄出了否定曹雪芹著作權的事：在我看來這都是“非學術非道德的喧鬧”。此時我也並無撰寫文章與他商榷的念頭。
讀周先生的文章多了，我也逐步弄清了他的恩怨。他多次為文說明《紅樓夢》新版本校注是他的主意，有人冒了他的功；他還多次說研究一個作家起碼得研究作家的家世，可是有人居然靠研究曹雪芹家世被稱為紅學家的；他還多次旁敲側擊“揭露”洪廣思撰著《階級鬥爭的形象曆史——評（紅樓夢）》：被他多次批判的人原來是馮其庸先生。
張國光曾尖銳地批評了他“極端崇曹，極端貶高”的錯誤，還從多個方麵批評了他支持王國華“太極紅樓夢”製造了一個“震驚人類的發現”的大錯。這是很嚴肅的學術爭鳴。他氣急敗壞地為文進行狡辯，反映出他的霸道作風；他的學風、文風之惡劣，都讓我很反感。這時我依然沒有與周先生商榷的念頭，我不願意參鳥到他的這種鬧意氣泄私憤的是非之中去。
1994年全國紅學會年會在山東萊陽召開。我為這次學術會提供的論文是《曹雪芹的籍貫、生年和卒年——兼與周汝昌先生商榷》。這是一篇急就章，因為當時沒有其他成熟的題目，對這方麵的材料看得比較多，有感於周汝昌在論述曹端明、曹端廣兄弟後人的籍貫時偷換概念，邏輯混亂，既然曹端明的後人是豐潤人，為什麼首遷鐵嶺衛的曹端廣的後人不是鐵嶺人反而是豐潤人呢？多少有些自己的想法，於是倉促為文，寫成這篇小文。
1995年《北京大學學報》第4期發表周汝昌《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重點摘要）》。我原以為周汝昌要恢複紅學的學術品格，讀完文章才發現他的所謂“學”同實際的紅學之學根本不同，他通篇文章貶人揚己，通過歪曲魯迅的觀點肯定了他自己的絕對化的“寫實自傳說”以外，大筆一揮，把20世紀《紅樓夢》研究的輝煌成就抹成一片白地！王國維、胡適、俞平伯、王利器、馮其庸等紅學大家以及其他所有《紅樓夢》研究工作的成績都沒有“學”的因素，隻有他的“寫實自傳說”才夠得上“學”的品質。最好笑的是他嘲笑別人研究《紅樓夢》基本功不夠，沒有資格研究這部作品，他的學問好，卻連清朝是那一年建立的都弄錯了。
正是由於《還“紅學”以學》使我對周先生的人品、文品和學風、文風，有了清醒認識。對紅學的大是大非問題，我應該說明自己的看法，哪怕身陷是非之地也就顧不得了，幹是就有了《讀周汝昌（還“紅學”以學）——兼說（紅樓夢）研究的學術品格》。這篇論文從以下四個方麵尖銳批評了他的錯誤：首先，歪曲魯迅，為我所用；其次，貶低俞平伯，唇槍舌劍，用心良苦；第三，批倒一切，使百年紅學史幾乎變成一片白地；第四，學風不正，漏洞百出，貽笑大方之家。
如果說《曹雪芹的籍貫、生年和卒年——兼與周汝昌先生商榷》是一篇學術商榷文字的話，那麼這篇論文則是純粹的學術批評，而且以後我的所有與周先生的“商榷”文字也都是學術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