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汝昌先生一貫堅持的“寫實自傳說”
周汝昌先生的《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重點摘要）》發表於《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95年第4期。顧名思義，此文專為總結“近百年紅學史”而作。周先生在文章《小引》中說：“念此事所關亦非微藐，試為引端牽緒，或許不無用處，故不應因‘明哲保身’而避席無言。既是論學，所涉俗事，悉不闌入，一切唯以實事求是與臨文不諱為學術道德準則。”“臨文不諱”和不“明哲保身”周先生基本做到了，總之心裏想說的話都說了；唯“實事求是”沒有做到，原因出在“貶人揚己”上。
紅學是公器，任何人不能得而為私；“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是總結20世紀《紅樓夢》研究成敗得失經驗教訓的大事，任何人不能得而為私。周先生的《還“紅學”以學》有違公論。他認為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毫無“學”可言，“所謂的‘舊紅學’原來是一個不曾存在的假想名義”；而胡適也隻是“做了一般性的考訂工作，貢獻不小，但這兒並沒有什麼新的思想內涵與學術體係可言”，一句話，胡適的研究也夠不上“學”。在否定了新舊紅學之後，周先生又開始否定王國維《紅樓夢評論》所具有的“學”的價值。他說：“我一向認為王先生的《紅樓夢評論》雖然名高價重，受人推崇，但在‘紅學’的嚴格意義上講，卻不占什麼重要位置，無有自己研究的創獲可言”，夠不上“學”。他推崇陳蛻是個“評紅”大手筆，但“充其量還隻能劃入‘讀書感想’的範圍”，也夠不上“學”。他說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基本上是一部版本考訂的性質”，“其版本研究識力上受到限製”，“學”的品位自然不高，況且此後“很少有提得起的成就”。海外學者餘英時曾著文說考證派已是“山窮水盡”“眼前無路”，故必須革命，認為《紅樓夢》研究必須“回到文學上來”：對此他也給以批評。
在談到現當代紅學時，他說：“於是‘紅學’遂落於低層次的人士之手。以我自己為例，如果勉強冒稱一個‘學者’，也不過是在三流的層次，還有一些尚不如我，根本不具備研治此學的條件”，這正是“‘紅學’的悲劇性”。周汝昌舉的“低層次的人士”“尚不如我”的代表是王利器和馮其庸兩位先生。這是他在其《還“紅學”以學》的最後一部分《一點希望》中提出來的。他用“1980年，有人在《紅樓夢學刊》第ⅹ期發文”來暗指王利器；用“有人著書，以《遼陽五慶堂曹氏宗譜》為據，排斥豐潤祖籍曆史事實”來暗指馮其庸，並說：“該氏此考是他的成名作，全書數十萬言隻為考此一點，許多人奉為新獲與定論。所以當世的‘紅學’，即其體貌為學術者，亦有真有假，後來學人於此不能識辨，不唯在個別考證的主題上受愚，即整個治學方法態度，亦將蒙受不良影響。”
周先生就這樣一條帚把百年紅學史的成就掃光了。那麼難道周先生是白寫這篇《還“紅學”以學》的嗎？他什麼目的都沒有嗎？絕對不是的。周先生否定一切，目的在肯定他的“寫實自傳說”。他借“魯迅大師”之口說：“魯迅在蔡胡兩家之間，作出了毫不含混的抉擇：棄蔡而取胡，並且昌言指明，‘自傳說’開端最早，而論定卻最晚。”他就此下結論說：“這才真正夠得上是‘學’的了。”他還說：“魯迅也是個堅決磊落的‘自傳說’者。”至此，周先生撰寫此文的主旨才顯露出來：“近百年紅學史”的唯一成就就是他的“寫實自傳說”。
周先生批評紅學界存在以下現象：學力欠缺，“功底”太差；逞臆而言，毫無理據；造假作偽，惡語欺人；學風與學德。
平心而論，周先生的這個批評是中肯的，而且連周先生自己的這篇文章也未能免俗。他在前文說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夠不上“學”，在評論胡適和蔡元培爭論的本質時說：“他們正是‘一丘之貉’：都是在研究《石頭記》這部小說的‘本事’，並無根本的分歧——分歧隻是蔡先生認為曹雪芹是寫別人，而胡先生則主張曹雪芹是寫‘自己’”，因此胡適並未創建什麼“新紅學”；後文卻說魯迅肯定胡適的“自傳說”“這才真正夠得上是‘學’的了”。這就使自己陷入了矛盾，既然胡適的自傳說夠不上“學”，為什麼魯迅肯定胡適的自傳說就變成“真正夠得上‘學’”呢？魯迅是通過什麼途徑把胡適的“非學”變成“真學”的？這不是“逞臆而言，毫無理據”又是什麼？這裏還要指出：魯迅早年肯定的確實是胡適比較靈活的“自傳說”，但魯迅絕無肯定周汝昌絕對化“寫實自傳說”的可能；因為魯迅晚年放棄了“自傳說”，評價《紅樓夢》和賈寶玉均取典型論了。倘若天假魯迅以年，他老人家能活到解放後，並能讀到周汝昌的自傳說，不批評才是怪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