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同自傳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文體，自傳是敘述自己生平的著作，它尊重事實，排斥虛構；小說則不同，它要倚仗虛構組織情節和刻畫人物，離開虛構，它就寸步難行。拿曆史小說《三國演義》來說，它就離不開虛構，章學誠說它是“七實三虛”，離開這三分虛構，也就沒有這部不朽巨著。《紅樓夢》作為小說，曹家和曹雪芹的生活雖然是其主要素材之一，但它絕不是“精裁細剪的生活實錄”，而是作家對生活進行提煉加工，運用虛構，經過創造性的勞動創造出來的。曹雪芹在第一回開頭對此作了這樣的說明：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雲：“因曾曆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雲雲。”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雲：“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須眉，誠不若彼裙釵哉？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絝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談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曆曆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並使其泯滅也。雖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繩床，其晨夕風露，階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筆墨者。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昭傳，複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雲雲。”
這段話明確揭示了《紅樓夢》的主題和作者所使用的創作方法。曹雪芹說，他寫這部小說的目的就是“使閨閣昭傳”，他要歌頌“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的女兒的品德和才華。這同他後邊一再申說的要描寫“親睹親聞的”幾個女子，同他題寫《金陵十二釵》的書名，同賈寶玉的泥水骨肉說，同對大觀園眾女兒才華的描寫，同榮國府由女人來統治的實情完全一致。他怎麼完成“使閨閣昭傳”的主題的呢？他說他用了提煉生活，虛構故事的方法。“因曾曆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指的是對生活素材的提煉；“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則是指用通俗語言虛構故事，以完成對主題的表現。
“將真事隱去”和“用假語村言”，是創作小說時不可分割的完整過程。所謂“真事”，就是指小說創作中所依賴的原始生活素材。生活素材有本質非本質的差別，擯棄非本質的，集中突現事物或人物的本質特點，反映在小說中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和原始生活素材就有了質的不同。甲戌本第十六回前有一條批說：“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原來元春省親的真事是康熙南巡，曹寅的四次接駕。將真事隱去，於是康熙化成了貴妃元春，難怪周汝昌先生在乾隆的妃嬪中找不到姓曹的貴妃。所謂“假語”，則是指文學創作中的虛構手法。現實主義文學的基本特點是描繪生活中已經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人和事件，浪漫主義既描繪生活中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人和事件，還可以描繪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人和事件。《紅樓夢》是一部現實主義巨著，但又不乏浪漫主義描繪。寫“真事”的小說離不開虛構，那麼在小說中作家要根據藝術真實描繪可能發生的人和事件，或不可能發生的人和事件，就全得借重虛構了。藝術創作離開虛構就寸步難行。歌德說：“藝術並不完全服從自然界的必然之理，而是有它自己的規律”，藝術家可以揮灑自如，“可以求助於虛構”。他進而說：“藝術要通過一種完整體向世界說話。但這種完整體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心智的果實，或者說，是一種豐產的神聖的精神灌注生氣的結果。”（《歌德談話錄》第136—137頁）歌德深刻揭示了自然升華為藝術美之後兩者的不同。別林斯基說：“在真正有才能的作家的筆下，每個人物都是典型；對於讀者，每個典型都是一個熟識的陌生人。”（別林斯基《論俄國中篇小說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說》，新文藝出版社1958年版《別林斯基論文集》第120頁）。曹雪芹“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反映的藝術規律，同歌德、別林斯基所論完全一致。原始生活素材經過作家的提煉，再運用虛構手法“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上升為藝術的“故事”同原始生活素材即“真事”就有了質的不同。曹雪芹把這種現象稱之為“將真事隱去”，歌德則把它稱作“這種完整體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別林斯基則稱為“熟識的陌生人”。
顯而易見，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時候，他從來沒有認為自己是在寫家史，更不是寫自傳。匡亞明在《還〈紅樓夢〉的本來麵目》一文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