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曹璽、曹爾正兄弟沒有爵位，這同寧榮二公的爵位相差太大。飛將軍李廣一生未封侯，司馬遷替他惋惜，後人也替他惋惜。曹璽兄弟連男爵、子爵都不是，曹雪芹卻給他晉封公爵，這符合紀傳寫實的體例嗎？這種把“無”說成“有”的寫法符合“寫實到底”嗎？曹雪芹寫自傳給自己的曾祖、叔曾祖晉封那麼高的爵位，難道不怕朝廷追查、不怕後人恥笑？
第四，《紅樓夢》所描寫的賈府是一門有百年興盛的貴族，家裏出了一個貴妃，經曆了一場“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後進入了末世，最後被抄家，徹底敗落。周先生筆下的曹家與此大不相同。他說曹雪芹“若依我推作生於雍正二年，到六年北歸，剛剛五歲，其記不起南京，乃是當然的”（《新證》第169頁）。他認為《紅樓夢》所寫是雍正十三年秋到乾隆三年之間的事，“傅鼐、福彭，皆為乾隆即位後重用；曹家親戚既複極臻顯赫，本身亦複中興小康。依餘推雪芹書中省親，即當之本年（指乾隆元年）”（《新證》第424頁），以為小說寫的是曹家的“中興小康”。這樣周先生人為地製造了兩個破綻：一是他說的現實的曹家經過兩次抄家，而小說的賈府隻經過一次抄家；二是他描繪的《紅樓夢》是寫曹家經抄家後過了十餘年之後的“中興小康”，同小說實際描寫的賈府是末世不同，這全對不上號。
（三）把恭王府當作大觀園遺址同樣存在巨大破綻
在《紅樓夢新證》中，周先生說：“和大觀園最相像的，我以為是果親王的承澤園”，“進門之山水掩映，出門之深而反近，有專植卉草者，類蘅蕪院；有梵寺，類櫳翠庵；有潄流亭，類沁芳；‘藕花荇藻’，類藕香榭；‘修竹成林，構數楹讀書其間’，大類瀟湘館；平田野蔬，則絕似稻香村”（《新證》第150、151頁）。現在周先生修正了大觀園遺址的看法，他認為“恭王府就是大觀園遺址”（周汝昌《恭王府考》第5頁）。他不僅找到了大觀園，還找到寧國府遺址。他在《恭王府考》中說：“所以，恭王府居巷西，俗稱‘西府’，阿拉善王府居巷東，俗稱‘東府’者因此”，“從種種跡象看，曹雪芹由於住處或別的原因，對這一帶地勢是非常之熟悉……很可以說明，他的以榮寧二府為背景的小說，要寫出這個環境，就采取了他所熟悉的李廣‘大第’遺址（按：即後來的恭王府）為主而運用了‘一牆之隔’東西兩府的這個特點，以為小說布置上生色”（《恭王府考》第117、119頁）。他認為這裏的“西府”恭王府即榮國府，“東府”阿拉善王府即寧國府。我們先假定周先生的這個研究成果是正確的，然後看這裏邊存在什麼破綻。
自傳文學一般要求人物、事件、時間、地點基本真實，不能出格，倘若出了格就是小說而非傳記。周先生說：“雪芹寫他的老宅故院，更該是‘實錄其事’、‘追蹤攝跡’了。”（《新證》第151頁）此話不錯，比較符合寫實自傳的要求。按理講，雪芹要寫自傳，必定會讓父母、祖母和自己生活在自家的“老宅故院”，不料他卻實行空間大調換，硬把自己和父母、祖母搬入恭王府去過日子。這圖的是什麼？為了打腫臉充胖子，借王爺府抬高曹家身份？是曹雪芹害了失心瘋？都不是。“恭王府就是大觀園”對寫實自傳說是不利的，它從一個側麵說明《紅樓夢》不是曹雪芹的自傳，世上哪裏有讓自己冒用別人家園子的自傳呢？周先生寫自傳，能借別人的名園當自己的家嗎？
把阿拉善王府當作“寧國公”曹爾正的府第來寫，其破綻同把恭王府當作榮國府大觀園一樣荒唐。此理易明，這裏不贅。
周先生既然把《紅樓夢》的史事坐實為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三年發生在曹家的事，那麼他的寫實自傳說又暴露出一個破綻：即曹爾正的兒子曹宜（按周先生的寫實自傳說就是《紅樓夢》中的賈代化）與曹寅（即賈代善）從來沒有像《紅樓夢》描寫的那樣對門而居過，在南京時是這樣，在北京時也是這樣；他們的後人曹頎（相當於賈敬）與曹頫（相當於賈政）此時在北京也沒有像寧榮二府那樣對門而居。這樣可證曹雪芹借鑒阿拉善王府和恭王府寫寧榮二府，顯然屬小說手法，它同曹氏家族的實際情況完全不合，它同寫自傳的紀實筆法完全不同。周先生十數萬字的《恭王府考》除了證明曹雪芹寫小說選素材“東挪西借”手法以外，其他什麼也說明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