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在《紅樓藝術》第十一章《怡紅院的境界》裏說：“這就可見，‘焦棠兩植’又是全部大書的‘核心之核心’，其重要無與倫比！”為什麼這麼重要呢？因為周先生認為怡紅院種植的紅海棠是湘雲的象征，所以他在後文中說：“在‘千紅一哭’中，湘雲獨占紅首，而不是釵、黛諸人。”他還說：“從本題講，怡紅院除了這個兩植的象征之外，還有一個絳雲軒，它可又是核心之核心，寶玉小時候自取的軒名，這時移到園中來了。”周先生故神其說的目的在於讓讀者相信他的“草草言之，已有如許之多的藝術層次，將多種手法錯綜在一起，來拱衛著一個遙傳湘雲之神彩的總目標。你看奇也不奇？美也不美？”說穿了，就是用大話讓讀者相信他的湘雲最後嫁給寶玉的神話。
他在同書第十章《“補遺”與“橫雲斷嶺”》中說：“一般人隻知書中有個林黛玉，以為她最重要，而不悟‘林家二玉’，一黛一紅（小紅本名林紅玉），紅比黛重要得多。”林紅玉比林黛玉重要得多，也是欺人大話，她為什麼會如此重要呢，因為在周先生虛構的世界裏，小紅和賈芸在日後曾幫助湘雲與寶玉的結為夫妻。
周汝昌一方麵說《紅樓夢》是曹雪芹“精裁細剪的生活實錄”，另一方麵又送給曹雪芹許多廉價大帽子：“大思想家、大詩人、大詞曲家、大文豪、大美學家、大社會學家、大心理學家、大民俗學家、大典章製度學家、大園林建築學家、大服裝陳設專家、大音樂家、大醫藥學家……”⑤這是“大話欺人法”的最生動最典型的表現。
四、潑髒水法
所謂“潑髒水法”就是指把莫須有的罪名加給對方，或者用辱罵恐嚇對待論敵，其鬥爭手段超出了學術的範圍。周先生對高鶚後四十回的功過評論就用此法。（詳見本書136頁引文）
胡適在他的《紅樓夢考證》中肯定了高鶚續書的悲劇結局；俞平伯在《紅樓夢辨》中說高鶚續《紅樓夢》是一種失誤，但肯定他“功大於過”。這是嚴肅學者對高鶚續補後四十回在學術層麵所作的客觀評價，為廣大讀者所認可。周汝昌在這裏卻把一盆髒水——他滿嘴的惡言毒語一股腦倒給了高鶚。魯迅說過，“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他老人家還說過，“含著血口噴人，首先弄髒了的是他自己的嘴”。周汝昌那種潑婦罵街式的語言，哪裏有一絲一毫的學術色彩，哪裏還有一點點學者的風度！至於他在《〈紅樓夢〉“全璧”的背後》誣蔑高鶚是乾隆讓和珅“重金延請為他續補‘紅樓’的文士”，“高鶚自乾隆五十三年中舉以後，屢考進士落第，頗有牢騷，及《紅樓》‘全本’功成，他很快就中了進士——乾隆六十年乙卯科，和珅也正是充讀卷官的，其中關係也有奧妙之處。則和珅欲酬高鶚，不過一句話耳。”一口髒水潑向三個人——乾隆、和珅與高鶚。
周汝昌用髒水噴人，最有名的還有對俞平伯先生與迷失了的“靖本”關係一事。他在《靖本〈石頭記〉佚失之謎》（香港《明報月刊》1986年1月號）中深文周納，誣陷俞平伯先生把靖應鶤藏本《石頭記》藏匿起來了。這件事的當事人靖寬榮、王惠萍在《海外奇談——答周汝昌〈靖本《石頭記》佚失之謎〉》指出：“長期以來，周汝昌先生以研究‘紅學’的專家自居，頗善於搖筆鼓舌，肇事生端。……大概周先生寫這篇大作的動機，也和偽造曹雪芹佚詩的用心差不多，僅僅是要‘活躍’於紅學界，充當‘出麵解說此事的重要人物’吧！”韋奈在《致周汝昌——替俞平伯申冤》指出：“我外祖父一生為人耿直，對待學術問題，從來是虛懷若穀，不計個人恩怨。八十餘年，堂堂正正地做人，老老實實地搞學問，‘藏書’之罪，無論如何人也加不到他的頭上。”韋奈還特別指出，“在周文中如此專橫跋扈之處，是處處可見的”。正因為其專橫跋扈，所以才屢次用潑髒水法代替嚴肅的學術爭鳴。
周汝昌在他的一條帚掃光20世紀紅學史成就的名文《還“紅學”以學》中說：“至今連這‘紅學’的特定含義在大教授那兒都扯不清，則勢必產生真紅學與假紅學的混亂。‘文學’範圍的一般析賞評論不必說了，即如對小說作者的生卒與祖籍來作些考證——這其實也是一般從事文史工作者的起碼‘基礎課’，可是現在這也成了‘著名紅學家’，可見這一‘界’的‘家’之濫竽之地步了。”他這盆髒水潑的是馮其庸先生和他的《曹雪芹家世新考》，進而還把馮先生當作“假紅學”的代表。嚴肅的學術爭鳴應該是指名道姓的批評，他卻是用一種陰冷影射的語言來指斥對方。他之所以恨馮其庸，是因為《曹雪芹家世新考》論定曹雪芹的祖籍是遼寧省遼陽市，等於揭了他“豐潤說”這個偽命題的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