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在他的《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重點摘要）》（《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95.4）的長文中大力肯定了魯迅的紅學見解，但經過他“無中生有”的妙筆，魯迅變成了“堅決磊落的‘自傳說’者”。他在文中說：
魯迅也是個堅決磊落的“自傳說”者，除上述學術論著外，在雜文中他也風趣地寫出了這樣的話：“賈寶玉的原型是曹雪芹”，“曹雪芹整個兒地進了小說”。評論家們諱而不言，其實是最能代表先生的風趣的真實見解的“語錄”。
針對周汝昌先生這裏引用的兩條魯迅語錄，應必誠先生在《周汝昌先生“新自敘說”反思》中說：“《魯迅全集》我也曾讀過幾遍，但怎麼也記不起找不到周汝昌先生所引的這兩條語錄。”“究竟是評論家對周汝昌先生認為的‘最能代表先生風趣的真實見解的“魯迅語錄”’諱而不言，還是根本就沒有這樣兩條‘魯迅語錄’呢？如果我們的學者，為了獲得對自己學術觀點的支持，都去隨意地虛構權威的語錄言論，那還有什麼學者的操守、學術的尊嚴、學術的規範可言。”⑦
周汝昌在他的《還“紅學”以學》中一再說魯迅堅決支持了他的“自傳說”：
隻要細讀《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代人情小說——紅樓夢》，就會看出，魯迅在蔡胡兩家之間，作出了毫不含混的抉擇：棄蔡而取胡。並且昌言指明：“自傳說”開端最早，而論定卻最晚。
應當體會到，魯迅下了“論定”二字是筆力千鈞，他豈是輕言妄斷之人？
“論定”根本不是魯迅的話，而是經周汝昌篡改後強加給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原文為：
然謂《紅樓夢》乃作者自敘，與本書開篇契合者，其說之出實最先，而確定反最後。……胡適作考證，乃較然彰明，知曹雪芹實生於榮華，終於苓落，半生經曆，絕似“石頭”，著書西郊，未就而沒。⑧
魯迅創撰《中國小說史略》《紅樓夢》部分時，借鑒吸收了胡適《紅樓夢考證》取得的成果。魯迅不掠人之美，在談及“自敘傳”說的時候，明確說這是胡適考證的結果，“確定反最後”也是由胡適“確定”的，“胡適作考證，乃較然彰明”，而絕不是由魯迅自己“確定”的，周汝昌在撰寫《魯迅大師》這節文字時，手頭顯然有一本《中國小說史略》，不知他為什麼不引證魯迅的原話，反而將魯迅說胡適的“確定”改為魯迅自己的“論定”，還給他加上了“筆力千鈞”的讚語？表麵上看他好像是在讚魯迅，實際上是周汝昌自己讚自己。
六、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法
所謂“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法”指以權威自居，隨意發議論，我說東就是東，我說西就是西；不要客觀標準，不管自相矛盾，總之我說的都是真理，以“霸氣”來對待學術事業。
比如他在《還“紅學”以學》中主要就用的是這個方法。你看他先說胡適的自敘傳說“從嚴格意義上講，所謂的‘舊紅學’原來是一個不曾存在的假想名義。紅學的實體，確自‘五四’期間胡氏肇始”。但是他又說：“事情也很分明：胡氏之於《紅樓夢》研究，實未建立一個堪稱獨立的新創的‘學’。”緊接著他又把胡適的“新紅學”否定了。這還沒有完，你看他又說魯迅“棄蔡而取胡。並且昌言指明：‘自傳說開端最早，而論定卻最晚”，“更應著重指出的，是魯迅並非照抄別人的文字見解，他自己作了更多的探索，而且有超越別人的識見。這才真正夠得上是‘學’的了”。這就讓我們不明白，胡適的自傳說沒有“學”的品位，為什麼魯迅肯定胡適的“自傳說”就突然有了“學”呢？大家要記住，自相矛盾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法”的最明白無誤的表現。
周汝昌一生堅持《紅樓夢》是曹雪芹“精裁細剪的生活實錄”，是作家的自傳，可他的論證卻在否定自己的自傳說。周汝昌在《紅樓夢新證》的《人物考》裏說：“這個曹爾正，便是《紅樓夢》裏的寧國公賈演”“曹璽是《紅樓夢》裏的榮國公賈源”（棠棣版《新證》第42、43頁），寧榮二公兄弟關係就同曹璽、曹爾正兄弟關係不合了。眾所周知，《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和《遼東曹氏宗譜》準確記載曹璽為兄，曹爾正為弟，為什麼到了小說中要弟作兄，兄變弟呢？這符合周先生“寫實到底”的結論嗎？為了遷就小說中寧榮二公的兄弟關係，生硬地修改曆史，顛倒曹家兄弟的次序，這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法”的最為生動的表現。
一般作家寫自己的自傳，都要讓人物生活在自己家裏，這恐怕沒有例外。但是周先生是個例外，他硬要曹雪芹一家生活在別人的園子裏。在《紅樓夢新證》中周先生說：“和大觀園最相像的，我以為是果親王的承澤園”，“進門之山水掩映，出門之深而反近，有專植卉草者，類蘅蕪院；有梵寺，類櫳翠庵；有潄流亭，類沁芳；‘藕花荇藻’，類藕香榭；‘修竹成林，構數楹讀書其間’，大類瀟湘館；平田野蔬，則絕似稻香村”（棠棣版《新證》第150、151頁）。現在周先生修正了大觀園遺址的看法，他認為“恭王府就是大觀園遺址”（周汝昌《恭王府考》第5頁）。他不僅找到了大觀園，還找到寧國府遺址。他在《恭王府考》中說：“所以，恭王府居巷西，俗稱‘西府’，阿拉善王府居巷東，俗稱‘東府’者因此”，“從種種跡象看，曹雪芹由於住處或別的原因，對這一帶地勢是非常之熟悉……很可以說明，他的以榮寧二府為背景的小說，要寫出這個環境，就采取了他所熟悉的李廣‘大第’遺址（按：即後來的恭王府）為主而運用了‘一牆之隔’東西兩府的這個特點，以為小說布置上生色”（《恭王府考》第117、119頁）。他認為這裏的“西府”恭王府即榮國府，“東府”阿拉善王府即寧國府。假若曹雪芹真的把自己一家搬到恭王府生活，讓叔祖公一家生活在阿拉善王府，《紅樓夢》還能成為“精裁細剪的生活實錄”嗎？沒有“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能耐的人誰個敢如此大膽，以如此明顯矛盾的說法欺哄讀者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