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了梁歸智先生撰寫的《紅學泰鬥周汝昌傳》（以下稱《泰鬥傳》），感慨良多。作者在《寫作緣起》中申明：“我確定寫傳記的策略，隻能以‘學術’為主體”；“我確定了一個原則，就是隻從周先生經曆這一角度寫，而且隻從正麵寫”。本來一個學者的傳記應該遵從“好處說好，壞處說壞”的原則，梁先生卻要“隻從正麵寫”，即隻就“好處說好”這一麵來寫了。這自然是作者的自由，隻要做到了真正的“好處”才“說好”，誰也不能幹涉。遺憾的是這一點作者沒有做到，反而多次利用歪曲毛澤東同誌的觀點來把周汝昌的“壞處”說成“好”，對讀者起了誤導的作用。這需要辨明。
一、在梁歸智生花妙筆下毛澤東成了周汝昌的知己
梁歸智在《泰鬥傳》中引證資料，說明在1954年批俞平伯和胡適的運動中，毛澤東曾經把周汝昌和俞、胡加以區別。鄧拓和鍾洛分別找周汝昌談話，讓他批評俞、胡，並作自我批評，方可立於不敗之地。李希凡和藍翎都說過當年自己隻寫過兩篇奉命之作，第二篇就是《評〈紅樓夢新證〉》，主要目的就是把周汝昌和俞平伯、胡適區別開來，予以保護。毋庸諱言，這是當年運動的事實。
但是，作者根本不顧《評〈紅樓夢新證〉》對周汝昌的尖銳批評，毫無根據地說：“十分明顯，毛澤東讀俞平伯的書，對其觀點、內容不認同是主要的；而讀周汝昌的書，則欣賞是主要的，最低限度說，也是沒有表達疑問和反感。”（《泰鬥傳》第183頁）毛澤東欣賞周汝昌，這要拿出證據才行，否則就是空口說白話。
傳的作者沒有止步，繼續前行，他說：
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同哲學工作者的一次談話中，對紅學家說了一段耐人尋味的話：“《紅樓夢》寫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紅學的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可見問題之難。有俞平伯、王昆侖，都是專家。何其芳也寫了個序，又出了個吳世昌。這是新紅學，老的不算。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
……
奧妙就在於遺漏。
遺漏，其實就是把周汝昌排除在被否定的行列之外，是一種無言的讚賞和肯定。這是毛澤東對周汝昌又一次無聲的“保護”。也就是說，在所有的紅學家中，毛澤東其實隻肯定周汝昌一個人。（《泰鬥傳》，以下同，第183—184頁）
毛澤東沒有提到周汝昌，就是對他的保護和肯定，這種邏輯是很奇怪的。這裏沒有提到的紅學家多了，比如王夢阮、沈瓶庵、鄧狂言、壽鵬飛、景梅九、李辰冬、吳恩裕等等，何以看出“毛澤東其實隻肯定周汝昌一個人”？這裏隻字沒有提周汝昌，自然因為他深受胡、俞影響，是他的資格不夠，他還太嫩，這裏沒有他的位置。蔡元培代表了索隱派，胡、俞代表了新紅學派，插不下周汝昌的名字。“研究紅學的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周氏的《新證》是跑不掉的，李希凡和藍翎的《評〈紅樓夢新證〉》就是明證。
梁歸智還有更過分的推測，他說：
二是毛澤東感到周汝昌的這本書其思想內涵與自己的趣味比較接近。（《泰鬥傳》第184頁）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感受到《〈紅樓夢〉新證》對《紅樓夢》的思想評判與自己的革命價值觀有相通之處。（同上第185頁）
周汝昌雖然寫的是考證性著作，筆觸卻又帶著強烈的感情，如對高鶚後四十回續書的那種深惡痛絕的表述，即使毛澤東一時還沒有領會其實在內涵，以毛澤東的個性而言，讀這樣一種風格的著作，是會感到有些過癮的。（同上第1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