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理完這本小書的時候讀到應必誠先生的《紅學為何 紅學何為》，這篇論文專門批評周汝昌先生的荒謬。應先生說：
周汝昌先生在天津津南區水沽鎮“周汝昌紅樓夢學術館”開館儀式的講話……已經不講自己“如果勉強冒稱一個‘學者’，也不過是在三流層次”之類的話，而是表示要“超越個人的謙虛”，說出他自己才是紅學的創立者。他說：“很多評者都認為我是胡先生的一個‘門徒’，好像是人家胡先生開辟了紅學的一個大道路，我隻不過是一個追隨者，我還是要表明一點，胡先生三篇論文二十六年後，並沒有引起任何值得說起的影響，我是二十六年後接起來，但我個人和胡先生有不同的觀點、論點，我的拙作出版以後，很快紅學成為全國乃至世界性的一門學問。”……周汝昌先生如果真以為胡適的著作“並沒有引起任何值得說起的影響”，隻是二十六年後，“我的拙作出版以後，很快紅學成為全國乃至世界性的一門學問”，那不過是周先生的“錯覺”。（《紅樓夢學刊》第270-271頁，2012年5月）
讀了這段話，周汝昌式的狂妄讓人啞然失笑。舊版《紅樓夢新證》在1954年就被批得體無完膚；新版《紅樓夢新證》受到江青、姚文元的支持，出版於文化大革命末。周氏的得意弟子梁歸智在《紅學泰鬥周汝昌傳》中評價這部書的屬性時說：“從當時的時代背景看，這顯然也是從1973年到1975年由江青講話引發的全國性的‘評紅’運動之組成部分。”它和江青“評紅”緊密聯係在一起，理應和文革一起被否定，還好意思談影響。王利器先生批評這本書每頁上都有錯誤，連周氏自己也承認這一點。說實話，這本書的舊版、新版都是負麵影響遠遠大於正麵影響，它怎麼有能力使紅學成為全國乃至世界性的學問？！
紅學之所以是我國三大顯學之一，有兩個原因：一在於曹雪芹的天才和《紅樓夢》自身深邃豐富的思想和藝術成就的魅力，吸引著廣大讀者和專家研究它；二是由於毛澤東的推崇，不管什麼政治運動，紅學都是一個可以談論的話題，始終處於長盛不衰狀態。
紅學的興盛與周氏的“拙作”有什麼關係？貪天之功為己功，不過給人們提供談資，留下笑柄罷了。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周汝昌笑話“胡先生三篇論文二十六年後，並沒有引起任何值得說起的影響”，完全不符合實際。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做的懸去偽存真的工作，一掃索隱派的迷霧，使紅學開始走上科學發展的道路，影響深遠；而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把胡適的“自敘傳”發展到極端的“寫實自傳說”，晚年公開打出索隱派的招牌，嘲笑把他算作考證派的學者是識力不高，重新回到索隱派的舊路上去，使自己的研究成為“龍門紅學”的典型代表，其成就豈能與胡適同日而語！他的全部成果加起來也趕不上胡適一篇《紅樓夢考證》影響大。難道不是這樣倒是相反的嗎？
胥惠民
2012年11月29日於軒轅草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