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小冊子實際是我十多年來批評周汝昌“新索隱派龍門紅學”的論文結集。康日崢同誌讀了這部書稿後對我說：“這些論文有它自己內部的聯係，何不改成一部學術專著？”我接受了這個意見，於是就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回憶這些論文的寫作，不少朋友的支持是不能忘記的。沒有張錦池、周中明兄的鼓勵，《論周汝昌先生“寫實自傳說”的失誤》是寫不出來的。鄧紹基先生得知我在撰寫這篇文章時，就在1997年給我的元旦賀卡中特別寫上一句：“盼早日讀到你的論文。”馮其庸先生多次叮囑我：“你這篇論文還可以繼續修改，論文的語氣不要劍拔弩張，語言要平和。語言越平和，論文就越有說服力。”我接受了馮先生的意見，在發表前不知就此改了多少遍。蔡義江先生曾經向《大河報》首席記者詳細介紹這篇論文。《（紅樓夢）並不存在萬能的“大對稱結構”——與周汝昌先生商榷》在《廣西師範學院學報》發表後，蔡先生專門去信表示支持。他給我來信說：“您寫的批周文章，我完全支持，且非常欽佩您的勇氣和正義感。”《廣西師範學院學報》編審翟建波兄對我說：“周汝昌的謬論太多了。胥先生批評周汝昌的論文給我們，我們安排優先發表。”《烏魯木齊職業大學學報》執行主編胡建舫兄，在他們的《當代紅學》欄目中多次發表我的尖銳的批周氏的論文。正是以上這些支持，極大地鼓勵我繼續完成自己的批周選題。
《周汝昌先生常用的紅學方法論》是為2007年11月廣西民族大學主持召開的全國古代文學研究新方法學術討論會撰寫的。在廣西政協副主席致開幕詞中引證了這篇論文中“方法在研究工作中絕對不是一個小問題，正確的方法會引導我們走向勝利的彼岸，錯誤的方法則會把我們引入迷途，走向泥沼”這段話。在大會發言，受到普遍的歡迎與肯定。袁世碩教授在總結發言中說：“我們這次古代文學研究新方法學術討論會，由於有新疆師範大學胥惠民教授《周汝昌先生常用的紅學方法論》，使我們這次學術會不僅有對新方法的闡述，還有對舊方法的批評，使我們的討論顯得更完整。”
但在出論文集時這篇論文卻出了“問題”。2008年4月我接到馮仲平教授的電話，他說：“我把《周汝昌先生常用的紅學方法論》編入學術會論文集《中國文學史的理論維度》，但在出版社遇到問題，編輯說有這篇論文，論文集就不好出。怎麼辦？”我笑著說：“那就把這篇論文抽出來算了。說實話，論文集不收並不是壞事，還可以給別的刊物投稿，多少掙一點予生活費。”說實話我希望這篇論文能在《紅樓夢學刊》上發表，那樣影響會大一些；但是2008年又是周汝昌先生的90大壽之年，《學刊》自然不會發表。於是在這年底我把稿子投給了《新疆教育學院學報》，劉坎龍主編毫不猶豫地決定在當年第一期發表。後來馮其庸先生打電話給我：“最近北京一個朋友從新疆回來，說《新疆教育學院學報》發表了你一篇批評周先生紅學方法論的文章，寫得不錯，很有說服力。能否給我寄送一份？”這篇論文的發表，影響還好，引起不少學者的重視。
2010年初，馮其庸先生在電話中對我說：“周先生的《（紅樓夢）“全璧”的背後》至今還沒有受到有力的批評。”我對馮先生說：“周先生這篇論文在我心裏也擱了三十年。我能以文本為基礎批評周先生的謬論，沒做過考證，很難勝任這件工作。”我記著馮先生的希望，於是花了兩個月撰寫了《周汝昌先生辱罵誣陷高鶚的背後》。該文發表後，馮先生專門打電話說：“過去不知道周先生為什麼那麼恨高鶚，現在讀了你的論文就清楚了。
馮先生始終關心著這本小冊子的出版。我曾經想到幾個書名，有的與已經出版的書名雷同，有的又太尖銳，於是馮先生幫我確定了現在的這個書名。
張國光、呂啟祥、鄭鐵生、苗懷明、陳鬆柏等先生先後也給我不少支持，在此一並表示感謝。在我撰寫這些論文的時候，家兄培民給我了很大支持，他一直關心我的《紅樓夢》研究。有一天他打電話給我：“我在西安舊書攤用兩元五買了一本舊版《紅摟夢新證》，1953年唐棣版，不知對你有用沒有用？”這對我說來太重要了，以前我用這本書是從別的圖書館租借的，現在有了自己的唐棣版《紅樓夢新證》，使用起來就很方便了。
這裏的半數論文，初稿出來我都發送給老友育生兄一閱。他總會及時把自己的意見發過來，使我能順利完成對論文的修改。
軒轅春梅同誌，也對其中不少論文提出過修改意見。
謝謝一切支持我完成這部書稿的朋友！
胥惠民
2013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