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年馬克思”的被發現
馬克思的一生，是辛勞的一生，戰鬥的一生。他為之辛勞和戰鬥的目標隻有一個：解放全人類。也正是在這一層意義上，馬克思被譽為“人間的普羅米修斯”。
於人類的解放大業，馬克思的貢獻是雙重的。正如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的葬儀》中所說的，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同時又是一位“科學巨匠”。不論是理論上的著述，還是親身的革命鬥爭實踐，他總是把“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建立的國家製度”作為自己“畢生的使命”。但我們也不難看到，由於實際鬥爭的需要，在不同的曆史時期，馬克思的鬥爭方式是有所倚重的。具體說就是：每當實際的鬥爭需要他站在社會舞台的前列時，馬克思總是像一位無畏的戰士同黑暗勢力作正麵的交鋒；而每當鬥爭事業需要他從理論上作出回答時，馬克思又常常一頭紮進書堆裏，從事艱辛的理論探索。對這後一種倚重，馬克思自己稱作“從社會舞台退回書房”。
我們發現，在馬克思的一生中，“從社會舞台退回書房”至少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1843年。由於在《萊茵報》工作期間就“林木盜竊案”和“摩塞爾地區貧民狀態”等問題同官方的論戰，馬克思深感到要說明國家的本質問題，首先必須注重對世俗曆史的研究，用世俗人的眼光來考察國家。退出《萊茵報》之後，他在克羅茨納赫閱讀了大量的曆史學著作，尤其注重對財產與國家關係問題的研究，寫下了五本讀書筆記。這就是關於曆史學的《克羅茨納赫筆記》。
第二次是在1849年下半年至六十年代初。1848—1849年歐洲革命失敗的慘重教訓，使馬克思感到，製定空想的暴動計劃是無濟於事的，當務之急是鍛造新的思想武器，從而在新的思想武裝下，創立一個能夠領導一場新的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在他看來，既然在此之前，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已經找到，現在的問題就是要從政治經濟學的領域論證資本主義發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為此，馬克思一有時間就埋頭於書本，閱讀了大量的報紙、專業雜誌、官方公報、議會記錄、各式各樣的統計材料，以及曆代的經濟學和曆史學著作，同時閱讀了有關東方社會的材料，並寫下了大量的讀書筆記。
第三次是在海牙代表大會以後直至1883年逝世。在這大約十餘年時間裏，馬克思閱讀了大量的人類學材料和社會史著作，寫下了大量的讀書筆記，即我們今天所稱的“人類學筆記”。
按照馬克思學習和工作的習慣，他“從社會舞台退回書房”，也就預示著新的理論著作遂將從他的書房裏誕生。第一次“退回書房”，緊接著他寫出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神聖家族》、《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誌意識形態》等一係列著作，創立了唯物史觀。第二次“退回書房”，又寫出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等著作，並完成了他的第二個偉大的發現——剩餘價值學說。然而，馬克思第三次“退回書房”後，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前後達十餘年之久，除《哥達綱領批判》和《反杜林論》第十章外，並沒有寫出更多的理論性著作，也沒有過什麼公之於世的理論發現。而且，對於他自己本想集中精力寫作的《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馬克思晚年亦是時斷時續，一拖再拖，直到臨死前也沒有最後完成。
這種情況，很容易在人們的心目中造成一種假象，似乎馬克思晚年已經無甚作為，比起他的中青年時代來，遜色許多。雖然恩格斯說，直到1883年3月14日下午兩點三刻，馬克思才停止思想，但在將近一個世紀裏，人們回顧馬克思或研究馬克思，往往把其晚年當作憾歎之事一筆略過。梅林說：正當政治地平線上到處豁然開朗的時刻，暮色卻日益迫近馬克思本人和他的家庭，他的舊病複發了，從1878年起，他就沒有完成他的主要著作《資本論》的寫作。梅林還引證了恩格斯在馬克思夫人燕妮逝世的那天所說的一句話——“摩爾也死了”——來支持自己的看法。本世紀二十年代，蘇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長梁讚諾夫甚至把晚年的馬克思說成是“處於慢性死亡的過程”，原因是妻子和女兒的接連離世使馬克思陷入了沉重的悲傷之中而難以重新振作。
為什麼晚年馬克思被人們所忽視？我們認為，原因是多方麵的。
第一，正如我們上麵所說到過的，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理論著作都是完成於他的中青年時代，相比之下，晚年的著述要少得多。
第二，馬克思逝世前的幾年裏，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都以為馬克思當時把主要精力放在完成《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寫作上麵。當馬克思留下沒有完成的《資本論》辭世而去時，他們很難在《資本論》之外，看到馬克思新的思想路徑。
第三，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在清理馬克思的遺稿時，雖然發現了馬克思晚年所寫下的讀書筆記，*（*現存的馬克思的筆記本上有另一個人編的索引，從字跡上看，這個人就是恩格斯。）但由於他當時所關心的是如何應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請求盡快將《資本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整理出版，因而也就忽視了對馬克思遺留下來的其他文字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第四，馬克思的字曆來寫得很潦草，尤其是作讀書筆記，更是潦草得使人難以辨認。按照克拉德的說法，馬克思晚年留下來的筆記，“除了給自己看以外，他是不打算給任何人看的。”這樣，也就為人們認識其中所蘊涵的思想價值帶來了困難。
第五，馬克思晚年從事人類學和古代史研究，思想意圖並不為其他人所了解，就連他最親密的朋友恩格斯也不大清楚。恩格斯後來回憶說：馬克思晚年“總是瞞著我們不講他的工作情況。他明白，我們要是知道他寫好了什麼東西，就一定會同他糾纏不清，直到他同意發表為止。”馬克思是一位敏銳的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嚴謹的學者。隻要他的理論研究尚處在仍需探索的階段，他是不會輕易地把它寫成正式作品的，更不會輕易地拿出去發表。在他看來，“預先說出正要證明的結論總是有妨礙的”。也正因為包括恩格斯在內的當時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晚年的工作情況不完全了解，所以也就都誤以為他當時的主要精力放在《資本論》的寫作上麵。
第六，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的前後，曾多次強調馬克思一生的理論貢獻是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說“兩大發現”。我們知道，馬克思這“兩大發現”均完成於他的中青年時代。這樣，很容易使人產生這樣的印象，似乎馬克思一生最有思想成就的時期是完成兩大發現的中青年時代，而晚年由於沒有什麼新的理論發現，相比之下，也就自然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真正發現“晚年馬克思”的是本世紀七十年代美國人類學家勞倫斯·克拉德。
馬克思晚年所留下來的大量的人類學筆記原件，在西方幾經輾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保存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克拉德在這裏作了幾年時間的潛心研究。1972年，他以《卡爾·馬克思的民族學筆記》為書名出版了馬克思晚年四個重要的人類學筆記，即《路易斯·亨·摩爾根
一書摘要》、《亨利·薩姆納·梅恩一書摘要》、《約·拉伯克一書摘要》和《約·布·菲爾一書摘要》。爾後不久，克拉德又整理出版了馬克思的另一部讀書筆記，即《馬·科瓦列夫斯基一書摘要》。*（*為行文力便，以上五個筆記在本書分別簡稱為“摩爾根筆記”、“梅恩筆記”、“拉伯克筆記”、“菲爾筆記”和“科瓦列夫斯基筆記”。）這五個筆記共208頁（八開本）約合中文40萬字，雖在馬克思晚年大量的讀書筆記中僅占很少的一部分，但其內容卻是非常重要的。 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晚年的筆記並不是到了克拉德手裏才第一次公開出版，更不是在此之前就無人知曉。早在二十年代，梁讚諾夫就曾把馬克思晚年筆記的“複製品”帶到蘇聯。但由於蘇聯理論界對其中的思想價值估計不足，以致這些筆記拖延了很長一段時間才陸續發表一些。“摩爾根筆記”發表於1941年，“科瓦列夫斯基筆記”發表於1958—1962年間。到1972年克拉德《卡爾·馬克思的民族學筆記》一書出版時，“梅恩筆記”和“拉伯克筆記”還未在蘇聯公開發表。而且，即使發表了“摩爾根筆記”和“科瓦列夫斯基筆記”，蘇聯的理論家們也沒有真正認識到這兩個筆記的理論意義，更不可能把筆記同晚年馬克思的思想動向聯係起來考察。出版“摩爾根筆記”，隻是為了更好地理解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一書；出版“科瓦列夫斯基筆記”，是為了更好地理解《資本論》中有關地租的章節。在我國，其情況與蘇聯大致相同。雖然“摩爾根筆記”和“科瓦列夫斯基筆記”早就有單行本出版，但同樣沒有受到重視。 相比於上述情況，克拉德的貢獻就大為不同了。他不是零散地或間斷地，而是將馬克思晚年幾部重要的人類學筆記一下子推到讀者麵前，並作了詳細的介紹和係統的研究。繼1972年的《卡爾·馬克思的民族學筆記》一書之後，克拉德又相繼發表了《亞細亞生產方式》、《作為民族學家的馬克思》、《馬克思著作中的民族學和人類學》等著作，不僅將晚年馬克思作為其一生中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來研究，而且將筆記同馬克思整個一生的思想曆程聯係起來考察。更為重要的是，通過人類學筆記的整理與發表，人們還發現以往被忽視了的馬克思晚年有關俄國問題的幾封書信和書信草稿富含著極其重要的理論意義。這樣，人們好像一下子看到了馬克思晚年思想的新動向和新變化，也仿佛看到了一個不同於馬克思中青年時代的“晚年馬克思”。 二、對“晚年馬克思”的研究 任何科學的研究領域都有著這樣一個普遍現象：一個新的發現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一次新的研究熱潮。 1932年，馬克思青年時代的著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在西方世界首次全文發表。其後不久，就出現了一股“青年馬克思”的研究熱潮，並同時出現了“兩個馬克思”的觀點。一些資產階級學者將這部《手稿》同馬克思後來的著作對立起來，認為《手稿》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啟示錄”，因為它集中地表述了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內容——人道主義。比利時社會民主黨人德曼在《手稿》發表的當年，就在他的《新發現的馬克思》一文中寫道：“馬克思的任何一部其他著作，都不像這部著作這樣清楚地展示出隱藏在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想後麵的人道主義主題”。他還說：”切不可高估馬克思的晚期著作，相反，這些著作暴露出他的創作能力的某種衰退和削弱”。這裏的所謂“晚期著作”，不是我們前文所說的人類學筆記，而是指馬克思在六十、七十年代所寫的論著，尤以《資本論》為代表。在資產階級學者們看來，《手稿》代表著馬克思理論的最高成就，同時也是馬克思理論的真義所在，要認識和研究馬克思，就必須“回到青年馬克思”。 當1972年克拉德整理出版了馬克思晚年幾部重要的人類學筆記時，如同40年前《手稿》的出版一樣，西方學術界隨即湧出了一個“晚年馬克思”的研究熱潮。 克拉德本人是掀起這個熱潮的第一人。他在《卡爾·馬克思的民族學筆記》和《亞細亞生產方式》兩書的長篇序言中係統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來，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所表明的是馬克思在更高的層次上對其早年思想的回歸，具體說是回歸到以《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為代表的哲學人類學。據此，克拉德將馬克思的一生的哲學探索歸結為從早年的哲學人類學到晚年的經驗人類學的發展曆程，並就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提出了他的方法論原則，即“必須把包含在馬克思民族學筆記中的晚期著作同他在四十年代的早期著作聯係起來考慮”。 對於“晚年馬克思”的研究，克拉德的觀點在西方世界倡和者甚多。譬如，杜娜耶夫斯卡婭就是其中一位。雖然她主張“把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但同時又認為，在馬克思生命的最後十年裏，“馬克思的普羅米修斯式的想象力中出現的新東西是，男人和女人們在資本主義以前社會中塑造他們曆史的方式不斷變化，多種多樣，人類發展在全球範圍內具有多樣性。馬克思這十年經曆了一次認識上的衝擊，因為他研究了新的以經驗為依據的人類學著作，看到了一些積極的特點，這些特點都和他最初與資本主義決裂並號召進行‘人類的革命’時曾經闡明的東西有著某些相似之處。” 美國人類學家諾曼·萊文考察馬克思的晚年思想時，將恩格斯置於馬克思的對立麵。他在《悲劇性的欺騙：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對立》、《馬克思反對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人類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村社”》等一係列論著中，堅持認為馬克思是一位辯證唯物主義者，而恩格斯卻是一個“地道的”經濟決定論者；恩格斯所做的，隻是將馬克思活生生的曆史理論變成教條化的機械決定論模式，即認為隻有社會的經濟因素才是曆史發展的唯一動力，世界曆史也必然依循著經濟規律而在一個固定的發展模式上發展。同時，萊文又認為，馬克思晚年筆記相對於他在此之前的所有論著，富含著新的內容。甚至可以說，在曆史哲學的根本問題上，馬克思晚年與中青年時代存在著許多“矛盾”乃至“對立”的現象。 美國另一位人類學家唐納德·凱利認為，馬克思的思想發展是沿著由哲學上的“唯心主義者”到對人作實證的和科學的研究這樣一條軌跡轉變的。但是，“對於晚年馬克思來說，最令人感興趣的則是這樣一種跡象，他似乎正在超越一種僅限於經濟學和階級分析的‘曆史唯物主義思想”。“晚年馬克思”的理論價值也正在於它“對中年馬克思相對狹窄的唯物主義的超越”。凱利稱這種超越是馬克思“修正馬克思”，並說“馬克思就是他自己的第一個‘修正主義者”。而人類學研究，可以被視為馬克思為了“修正”他自己所進行的理論探索。 法國結構主義學派的毛裏斯·戈德裏埃、克勞德·梅雅蘇、埃曼努伊爾·泰勒等人認為，馬克思晚年的筆記體現的是曆史的“多元決定論”，而不再是他自己以往的“一元決定論”。這種“多元決定論”既體現在史前的社會中，又體現在未來的社會發展道路上。 不難看出，不管是把馬克思的一生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還是把馬克思一生作階段性考察，在西方學者們那裏，“晚年馬克思”的思想家形象相對於他的中青年時代，是獨具風采的。為了確定馬克思晚年的思想地位，西方學者大多把馬克思一生作兩階段劃分或作三階段劃分。在他們眼裏，似乎有“兩個馬克思”或“三個馬克思”。*（*在對馬克思早年《手稿》和晚年的人類學筆記研究中，西方學術界都曾出現過“兩個馬克恩”的說法，但其內涵卻是大有區別的。前者說的是“青年馬克思”與“老年馬克思”的對立，其中“青年馬克思”指的是1848年以前的馬克思，而“老年馬克思”指的是1848年以後的馬克思。由於當時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筆記沒有公開發表，所謂“老年馬克思”事實上指的就是從《共產黨宣言》發表到《資本論》寫作這一段時期的馬克思。而後者所謂的“兩個馬克思”則是以馬克思晚年係統研究人類學劃界，之前為“中青年馬克思”，之後為“晚年克思”。這一劃分法亦為我國學術界所接受。*“三個馬克思”論者把馬克思的一生劃分為青年、中年、晚年三個階段，認為晚年的馬克思的思想實質上是超越或否定“中年馬克思”從而向“青年馬克思”的複歸，複歸的主題是哲學人類學，或日“哲學人本學”和“人道主義”。“兩個馬克思”的論者把馬克思的一生分為中青年和晚年兩個階段，認為晚年馬克思的思想是對“中青年馬克思”的修正，修正的主題是曆史的多線論。具體說，是以曆史發展的多線論修正他自己中青年時代的曆史發展單線論。與1932年發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之後出現的那場討論不同的是，“晚年馬克思”研究強調的是用馬克思晚年思想貶低他中青年時代所創立的思想體係，而不是用後者否定前者。這樣，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在他一生的思想探索中被突出到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 就在西方學術界掀起這場“晚年馬克思”研究熱之後不久，蘇聯理論界馬上作出了反應。本來，早在四十、五十年代，“摩爾根筆記”和“科瓦列夫斯基筆記”就已公開發表。不過，由於種種原因，人們那時並沒有從這兩個筆記中領悟到馬克思晚年思想的新動向。而現在，幾篇筆記同時出版，使學者們認識到了其中所體現的絕不僅僅是原始社會問題，也不僅僅是古代土地所有製問題，而是關聯著馬克思晚年對世界曆史進程的新見解，具有曆史哲學的性質。例如，在蘇聯理論界對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最富有成果的安德列耶夫認為，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與早期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屬於馬克思創作成熟時期的《1857—1859年經濟學手稿》不同，這是他的最後著作，而且研究的問題主要帶有哲學史的性質”。 相對於西方學術界，蘇聯理論界對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將人類學筆記同馬克思本人在生命最後十年的一些重要書信和文章聯係起來作為一個思想整體來考察，尤其將馬克思在1881年寫給俄國女革命家查蘇利奇的複信和三封複信草稿以及1877年寫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作為理解人類學筆記的重要文獻，進而領會筆記所反映出來的馬克思晚年新的思想動向。與此同時，蘇聯理論界在研究“晚年馬克思”的基礎上，對討論了幾十年之久的社會曆史分期、亞細亞生產方式諸問題展開了重新的討論，亦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績。 我國理論界對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是近幾年開展起來的。1985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5卷出版，收錄了“摩爾根筆記”、“科瓦列夫斯基筆記”、“梅恩筆記”和“拉伯克筆記”，“菲爾筆記”亦由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輯的《馬列主義研究資料》1987年第1至4期連載發表。這些筆記的公開發表，即刻引起了我國理論界許多同誌的研究興趣。1986年和1988年先後在福州和貴陽兩地召開了全國性的學術討論會，探討了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筆記中的有關理論問題。幾年來，國內許多重要的學術性的報刊（如《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光明日報》等）也陸續發表了一些研究性文章。但相對歐美和蘇聯，我國理論界對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尚屬初步，對許多理論問題的探討不夠深入，尤其對反映於人類學筆記和馬克思晚年一些書信中的曆史觀缺乏整體性認識。 更需指出的是，在對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中，我國理論界近年來出現了互為對立的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不要過高地估計馬克思晚年探索的理論價值，更不能把它說成是對“中青年馬克思”的超越；馬克思一生的思想是始終如一的，他的晚年探索及其理論成果隻是中青年時代思想的延續，根本沒有什麼“新的突破”。另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晚年陷入了理論上的“困惑”，他的人類學研究就是為了擺脫這種“困惑”而進行的；從其思想的發展過程上說，馬克思晚年是對他的中青年時代的超越。這表現在(1)從單線論到多線論的超越，(2)從以經濟決定論和階級鬥爭為主要內容的唯物史觀到人道主義的超越（或日複歸）。因之，這種觀點認為，相比於中青年時代的馬克思，“晚年馬克思”更具理論魅力，也更具有研究價值。特別是馬克思晚年對東方社會問題的探求對我們今天理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社會製度的曆史命運問題富有直接的理論指導意義。所以在這種觀點的論者看來，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就必須“回到晚年馬克思”。 我們認為，上述兩種觀點都是值得商榷的。事實上，馬克思一生的曆史理論既是連續性的，又是不斷發展著的。他的晚年探索相對於他在中青年時代的思想，既有新的內涵，但又不是什麼“矛盾”與“對立”。任何各執一端的說法，都不能正確地慨括馬克思一生的思想曆程。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後麵的一些章節還會論列到，這裏不擬多述。不過，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的確包含了嶄新的思想，尤其是，馬克思在係統地研究了摩爾根和科瓦列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和大量的俄國社會的原始材料基礎上，對俄國社會的未來前途提出了新的設想，從而在某種程度上修正了他自己原來在五十、六十年代對東方社會的看法。可以說，馬克思晚年的思想探索是多方麵的，但核心內容是東方社會理論。 三、晚年馬克思和他的東方社會理論 我們知道，馬克思對東方社會的研究早在五十年代初就開始了，其主要觀點集中表述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東印度公司：它的曆史與結果》、《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鴉片貿易史》和《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等論著中。在當時，馬克思認為，以公有製為特征和以村社為社會基礎的東方社會的古老形態，必將在資本主義洪流的衝擊下死去，從而整個世界都將納入資本主義社會的秩序。 馬克思認為：“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係，而且一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都取決於它的生產以及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在古代世界交往不多或幾乎沒有交往的情況下，各民族可以自行發展，世界曆史所呈現的亦是多樣化的圖景。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各民族往來的增多，曆史巨人勢必打破各民族的界限，並將各民族曆史帶到一個總的發展秩序之中。因為“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愈來愈擴大，各民族的原始閉關自守狀態則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發地發展起來的各民族之間的分工而消滅得愈來愈徹底，曆史就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曆史”。正是在這一層意義上，馬克思說了這樣一句名言：“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曆史是結果。” 那麼，當各民族文化產生交往，世界曆史朝著一體化的道路上發展時，究竟是什麼力量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呢？而一體化的世界曆史又將沿著什麼樣的道路發展呢？馬克思的回答是：西方資產階級由於用它那冷酷的物質力量“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那麼，它也就有力量用自己的文明體係來規範其他各民族的文明，從而“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從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世界曆史之所以將沿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秩序而發展，在馬克思看來，首先是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社會生產力代表了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方向，同時體現了世界曆史的必然性規律。因為資產階級本身是一個長期發展的產物，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一係列變革的產物。相對於任何古老的社會形態，資本主義都是一種新興的社會製度和經濟關係，雖然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係了”，但從世界曆史的角度看，它又具有著“非常革命的作用”。它“首次開創了世界曆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國的孤立狀態”，它憑著大工業的優勢，“從而消滅了各民族的特殊性”。因而，資產階級有能力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自己的文明體係中來，並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馬克思說：“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麵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馬克思進而指出，在資本主義按照自己的麵貌改造世界的同時，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再保持著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的狀態，“不管反動派怎樣惋惜，資產階級還是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就是說，一旦世界曆史進入一體化的行程，任何古老的民族都將免不了要受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支配，同時挽救不了其古老的社會形態被資本主義吞噬的命運。 在五十年代，馬克思對東方社會的考察，主要對象是印度社會。他認為，在印度有這樣兩種情況，一方麵，印度人民也像所有東方各國的人民一樣，把他們的農業和商業所依憑的主要條件即大規模公共工程交給政府去管理，另一方麵，他們又散處於全國各地，因農業和手工業的家庭結合而聚居在各個很小的地點。由於這兩種情況，所以從很古的時候起，在印度便產生了一種特殊的社會製度，即所謂“村社製度”。這種製度使每一個這樣的小單位都成為獨立的組織，過著閉關自守的生活。馬克思稱這種村社為“半野蠻半文明的公社”。由於這種村社製度的存在，所以印度從遙遠的古代直到十九世紀最初十年，盡管王朝在不斷地更替，但社會狀況卻始終沒有改變。馬克思後來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又重申了這一看法。他說：“這些自給自足的公社不斷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產出來，當它們偶然遭到破壞時，會在同一地點以同一名稱再建立起來，這種公社簡單的生產機體，為揭示下麵這個秘密提供了一把鑰匙：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這種社會的基本經濟要素的結構，不為政治領域中的風暴所觸動。”而且，馬克思還認為，村社的孤立性和封閉性還導致了印度人民的愚昧和落後，成為專製製度賴以存在的牢固基礎。它“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和任何曆史首創精神。”正惟如此，印度人的生活是一種“失掉尊嚴的、停滯的、苟安的生活”，奉行著一種消極的生活方式。而這種消極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麵反而產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縱的破壞力量”。 對於印度這樣一種社會，馬克思認為，單靠它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彙入世界曆史一體化的洪流之中的，因為它“沒有希望社會進步的意向，沒有推動社會進步的行動”。要想使它進步，必須借助於外力。而這種外力，在馬克思當時看來，就隻能是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隻有通過資本主義血與火的洗禮，才能破壞印度社會那種封閉的村社製度和破壞村社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從而在亞洲造成“一場最大的、老實說也是亞洲曆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 基於上述分析，馬克思認為，英國人的殖民統治雖然給印度人民帶來了災難，但卻是勢所必然的，並富有曆史的進步意義。因為，“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所以馬克思又說：“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是被極卑鄙的利益驅使的，在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鈍。但是問題不在這裏。問題在於，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況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國不管是幹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這個革命的時候畢竟是充當了曆史的不自覺的工具。這麼說來，無論古老世界崩潰的情景對我們個人的感情是怎樣難受，但是從曆史觀點來看，我們有權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樂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傷心？” 這就是馬克思晚年以前尤其是五十年代對東方社會的基本看法。 我們知道，馬克思的畢生使命是要推翻資本主義社會製度，那麼，他為什麼在論述到東方社會時，還要認為資本主義在東方的發展是一種曆史的進步呢？換言之，東方古老社會形態的解體和資本主義在東方世界的發展與他終生所抱定的革命理想又有著什麼樣的聯係呢？ 對此，我們從馬克思四十年代的著作《德意誌意識形態》中可以找到答案。 在馬克思看來，要給資本主義社會製度挖掘墳墓，必須首先造就掘墓人，即必須把人類的大多數變成“沒有財產”的人，同時這些人由於勞動與勞動條件相分立又和現存的剝削階級相對立。而這兩個條件都是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為前提的。因為，隻有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人們才會擺脫普遍的貧困化，也才會具有較高的政治鬥爭覺悟。相反，如果始終處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人們所關心的也隻能是最起碼的生活必需品或為這些生活必需品而鬥爭。這樣，非但不能達到革命的同的，反而會使陳腐的東西死灰複燃。再者，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必須具有世界曆史的普遍性。隻有這樣，人們之間乃至各民族之間的普遍交往才可建立起來，狹隘地域性的個人才可“為世界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個人所代替”。馬克思認為，如果“不這樣，(1)共產主義就隻能作為某種地域性的東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們會仍然處於家庭的、籠罩著迷信氣氛的‘境地’；(3)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因之，馬克思強調指出：“共產主義隻有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時發生的行動才可能是經驗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有關的世界交往的普遍發展為前提的。” 可以看出，這時候馬克思是從整個世界曆史的視野來考察共產主義社會的未來前景的。他不僅把資本主義看作是世界性的曆史現象，同時把實現共產主義看作是無產階級世界性的運動。按照馬克思思考問題的邏輯，資本主義在東方世界的發展之所以必要，在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可以在破壞東方傳統社會體製的同時，推動東方社會經濟的發展，並造就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從而在世界性的範圍內實現共產主義。 然而，我們從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和幾封重要的書信及複信草稿中發現，馬克思晚年的東方社會理論發生了新的變化。他不僅修正了自已原來的有關論述，而且提出了新的設想，即著名的俄國社會“跨越卡夫丁峽穀”的設想。 首先，馬克思在世界曆史發展的基本觀點上修正了他自己在《德意誌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乃至五十年代關於印度社會係列文章中的觀點。這時候，他認識到人類走出古老的社會形態之後，所可選擇的道路並非隻有資本主義一條，世界曆史的發展也並非一定要以資本主義文明所帶來的“陣痛”為代價。資本主義在西方世界的生長與發展同西歐特定的曆史條件息息相關。它借助於大工業的手段，將自己的文明推進到落後的地區，並使這些地區的文明帶上資本主義文明的色彩，隻是由於暴力所致，即通過武力征服的殖民統治人為地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強加給殖民地人民，並不是什麼“經濟規律”的作用，更難說這其中有什麼曆史的必然性。在馬克思看來，近代東西方曆史的一個明顯的差別是：在西方，曆史從前資本主義社會進入到資本主義社會，實質上是一種私有製取代另一種私有製。而在東方則不同。這裏，在資本主義經濟因素滲入之前，私有製的發展是極其有限的，曆史停留在“亞細亞的”形態上，土地國有製為其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