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經濟特征。因此，資本主義在東方社會的發展，實質上是現代的私有製取代古老的公有製。在作了這樣的區分後，馬克思指出，他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關於資本主義生產起源的論述“明顯地限於西歐各國”，而不能把它作為“一般的曆史哲學理論”到處搬用。 其次，馬克思認為，要認識世界曆史的未來發展趨勢，必須從解剖“農村公社”入手，原因是，農村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既是認識古代社會的關鍵點，也是打開世界曆史奧秘的一把鑰匙。雖然農村公社到處都是古代社會形態的最新類型，但由於其二重性，又決定著它在各種不同的曆史環境下而有著各種不同的曆史命運：“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製因素戰勝集體製因素，或者是後者戰勝前者”。西歐從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關鍵也就在於它的“農業公社時期是從公有製到私有製、從原生形態到次生形態的過渡時期”。就是說，農村公社內部的二重性因素，是私有製因素戰勝了集體所有製因素，而不是相反。在馬克思看來，這絕對不是說，不管在什麼情況下，農村公社的發展都要遵循這條道路。在東方社會的某些地方（如印度），雖然已被裹挾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曆史車輪下，淪為西方世界的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但這並不是由於公社內部發展的原因所致。在這裏，公社的二重性特征表明它原本完全有可能用集體的所有製因素戰勝私有製因素，從而使自身的曆史進入一條不同於西歐發展模式的道路。 複次，馬克思晚年在重新確立上述世界曆史理論的基礎上，放棄了“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一概念。 我們知道，馬克思在他的中青年時代的論著中，隻是在很少幾個地方提到過“亞細亞的”這個概念，對它的闡述也遠不及對西方曆史闡述的係統。正因為這樣，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的討論才成為本世紀最大的學術之爭。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後麵的章節還要作詳細的探討。這裏所要指出的是，盡管“亞細亞的”這一概念存在著許多可值商討的地方，但馬克思對亞細亞社會的分析的基本理論還是明確的。這就是：1.亞細亞社會的主要特征是它的土地公有製（或日國有製）；2．村社製度是亞細亞社會的基本單位，也是這個社會的存在基礎；3．專製主義是亞細亞社會政治的主要表現形式；4．由上述三方麵所帶來的“租稅合一”現象。然而，馬克思晚年在接觸大量的人類學材料之後，卻放棄了“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一概念，而用“原始公社”、“古代公社”、“農村公社”、“原生形態”、“次生形態”等概念來表示古老的社會形態。 在對印度社會問題上，馬克思的看法與先前的觀點也稍有不同。這時候，他認為，印度人在資本主義世界化的潮流中失去了民族文化的獨立性，並不是因為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作用，而是由於殖民者人為的暴力破壞。在人類學筆記中，他一再批評梅恩和科瓦列夫斯基等人將印度村社的解體歸於經濟原因的說法。 在馬克思晚年的東方社會理論中，對俄國社會問題的看法以及對俄國未來前途的設想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可以說，馬克思晚年東方社會理論的新見解，主要的也就是體現在這裏。 馬克思自己曾說過：“為了能夠對俄國的經濟發展作出準確的判斷，我學習了俄文，後來又在許多年內研究了和這個問題有關的官方發表的和其他方麵發表的材料。”十餘年裏，馬克思通過丹尼爾遜等俄國朋友借閱了整箱整箱的俄文書籍，他在為自己開列的題為“我書架上的俄國資料”的書單上就有一百二十多種書。正是基於對俄國曆史與現實的具體分析，馬克思提出了俄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這道“卡夫丁峽穀”、直接在村社的基礎上進入共產主義的設想。 在馬克思看來，“俄國是在全國範圍內把‘農業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歐洲唯一的國家”，雖然它的“農業公社”同樣處於不斷瓦解的過程中，但是在這裏，既不同於印度，又不同於西歐。在印度，公社死於外國侵略者的征服之下，是“外國侵略者的獵獲物”；在西歐，公社的解體是由於公社內部的私有製因素戰勝了集體所有製因素。而在俄國，公社的瓦解是由於本國財政的搜括、地主和高利貸者的盤剝、以及專製國家靠犧牲農民培植起來的那些從屬於西方資本主義體係的部門對農產品的掠奪。隻要進行革命的變革，推翻專製主義的沙皇統治，消除施加於公社身上的外部破壞因素，就可以使公社的集體所有製因素戰勝私有製因素。用馬克思自己的話說：“隻要把‘農村公社’放在正常條件之下，就是說，隻要把壓在它肩上的重擔除掉，隻要它獲得正常數量的耕地，那麼它本身就立刻會感到有這種必要。”即使集體勞動在農業生產中代替小土地勞動，從而過渡到高級社會形態的必要。 那麼，同為村社製度，為什麼在十九世紀的俄國可以得到新生，從古老的社會形態過渡到共產主義，而印度和西歐古代的村社卻沒有達到這一步呢？ 馬克思認為，問題的根本點在於十九世紀俄國特殊的曆史條件使它有可能走一條既不同於印度又不同於西歐的社會發展之路。第一，十九世紀的俄國在世界曆史一體化的潮流中，已經不是孤立和封閉的國家，它與西方資本主義既處於同一時代，又與之有著廣泛的交往，完全有可能利用西方資本主義生產力的肯定成果作為自己跨越資本主義這一曆史階段的物質前提；第二，俄國土地的天然地勢適合於大規模地使用機器生產，而且，農民習慣於勞動組合的關係，有助於他們從小土地經濟向合作經濟過渡；第三，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製度的弊端已經十分明顯地暴露出來，並處於“同科學、同人民群眾以及同它自己所產生的生產力本身展開鬥爭的境地”，因之，俄國在麵臨社會變革時，完全可能鑒於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前例，從而避免因資本主義製度的發展所帶來的弊端和災難；第四，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因為俄國社會廣泛存在著農村公社這一古老的社會製度，而這種社會製度的生命力“比閃族社會、希臘社會、羅馬社會以及其他社會，尤其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命力要強得多。”雖然在這種具有二重性的農村公社裏，“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塊耕種和產品的私人占有又使個人獲得發展，而這種個人發展和較古的公社的條件是不相容的”，但是其二重性的特征又是它強大的生命力的源泉，因為“公有製以及公有製所造成的各種社會關係，使公社基礎穩固”。 四、新的理論難題 馬克思晚年的探索及其所體現的東方社會理論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份寶貴的思想遺產，尤其在二十世紀九f一年代的今天，更具有理論指導意義。雖然我們不主張用“回到晚年馬克思”的口號來貶低馬克思中青年時代的思想成果，但晚年馬克思的思想對於我們重新認識世界曆史中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的確富含著重要的方法論意義。然而，我們又不可諱言，反映於人類學筆記和一些書信中的馬克思晚年思想是較為零散的和欠係統的，對許多問題的看法也隻是粗線條的。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倒不是馬克思本人對問題沒有係統的看法或者沒有深入的研究，而是天不假年，過早地奪走了這位思想大師的寶貴生命，使得他還來不及就東方社會問題寫出係統的理論著作就匆匆地離開了人世。可以假定，如果馬克思不是過早地逝世，按照他的學習和工作習慣，他肯定會在艱辛的人類學材料研究的基礎上，寫出一本類似於《資本論》的著作來係統地闡述他的東方社會理論。從這一層意義上說，馬克思過早的逝世不僅僅是歐美無產階級的一大損失，而是全世界人民的損失，尤其是東方人民的損失。如果馬克思在其生命的晚年能夠將他的理論探索係統地留給世人，或許二十世紀東方世界的社會主義實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少走些彎路。而今天，我們雖然可以從馬克思晚年閃光的思想火花裏得到新的啟示，但所獲得的啟示畢竟不是係統的。這不僅為我們今天研究馬克思晚年思想增添了幾分困難，而且還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新的理論難題。這就是： （一）從人類學筆記看，馬克思晚年涉及許多新的研究領域，他不僅研究原始社會，而且把整個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都作為自己的考察對象；從地域上說，他不僅研究歐洲和美洲，更多的是研究俄國、印度、爪畦這樣一些東方民族或地區的曆史；從大量的人類學筆記看，馬克思晚年是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投諸這一方麵的。正是就這些方麵而言，我們才說馬克思晚年的研究興趣發生了明顯的轉移，即從對資本主義的剖析轉移到對前資本主義社會和原始氏族社會的研究，從對西方的研究轉移到對東方社會的研究。那麼問題是，為什麼馬克思在生命的晚年不顧病痛的折磨，放下他生平的主要著作《資本論》不去完成，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對東方社會和古代社會的研究呢？他的研究興趣的轉移與他終生所抱定的革命理想又有著什麼內在的聯係呢？ （二）中青年時代的馬克思認為當各民族交往業已形成之後，世界曆史將朝著一體化的道路發展。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勢必是野蠻民族從屬於文明民族，農業民族從屬於工業民族，東方從屬於西方。而晚年，馬克思明顯地修正了這種看法，認為俄國社會完全可能走一條不同於西方模式的發展道路。可以說，這是馬克思晚年曆史理論中一個顯著的變化。從表麵上看，這一變化似乎是從單線論到多線論的轉換。但馬克思的曆史理論絕不是一種僵化的教條。正由於這樣，馬克思在晚年探索的基礎上，才會出現新的思想變化。而且，馬克思早在四十年代所創立起來的唯物史觀之所以是一種科學的曆史觀，就在於它徹底擺脫了西方思想史上的唯心史觀的傳統，從活生生的人及人的社會實踐出發考察曆史，而不是借助某種精神力量解釋曆史。如此決定著馬克思的曆史觀始終與唯心史觀的單線論是有本質區別的。但問題是：1．如果否定中青年時代的馬克思為單線論者，我們又如何理解他當時的世界曆史理論呢？或者說，如果認為他當時對東方社會的理論分析是正確的，我們又如何說明他不是以西方的曆史模式來看待東方社會的呢？2.我們在論及他的晚年思想時，是否有可能將其與他的中青年時代的思想聯係起來，從而避免所謂“單線論”與“多線論”對立的說法。 （三）馬克思晚年考察東方社會，尤其是對俄國社會的研究，的確是帶有濃厚的情感色彩。這就是，他不願意看到俄國農民在掙脫農奴製的枷鎖之後，又再一次淪為資本主義“鐵的經濟規律”的奴隸。他對俄國未來前途的設想，即跨越資本主義這道“卡夫丁峽穀”的理論，很大程度上就是帶有這種道德考慮的。但是，早在五十年代，他對東方社會的看法卻是以曆史進步為尺度的，認為不管殖民者在印度的所作所為多麼卑鄙，隻要能推動古老東方社會的進步，就是值得肯定的。顯然，馬克思晚年與他的中青年時代在俄國和印度問題上，是運用著兩種曆史評價尺度的。具體說，在五十年代是以生產力這個尺度評價曆史的，而晚年則把道德尺度提到重要位置。正惟如此，所以西方一些學者認為馬克思晚年是向他自己早年人道主義的複歸。如果我們不同意這種看法，就不得不解決如下三個問題：1．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裏，生產力尺度與道德尺度是互為消長的兩極，還是辯證統一的兩個方麵?2.人道主義是唯物史觀的題中之義，還是它的對立因素？如果答案是前者，那麼又怎樣看待馬克思的人道主義與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區別?3.馬克思晚年把道德尺度提到重要的位置，是否意味著他對生產力尺度的放棄？ （四）我們前麵已經提到，馬克思晚年的探索主要表現為他對東方社會的新見解，而在他的東方社會理論中，“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個核心的問題。因之，要研究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就必須弄清楚：1．亞細亞生產方式究竟是什麼，或不是什麼？2．馬克思晚年在接觸大量的人類學材料的基礎上為什麼放棄了“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一概念?3．馬克思放棄這一概念，是否意味著他放棄了對亞細亞社會的基本看法?4.我們今天重提“亞細亞生產方式”，有何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五）與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直接相關聯的是馬克思的曆史分期理論。按照傳統教科書的說法，馬克思是主張“五形態”的，即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必須相繼經過原始社會——奴隸製社會——封建製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或日共產主義社會）這樣五個階段；這是一個具有世界曆史普遍意義的發展模式，任何民族的曆史都得經過這五個階段。但是，馬克思晚年在對俄國未來前途的設想中明確地指出，俄國可以在古老的村社形態的基礎上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不必經過資本主義這一發展階段。這樣，勢必在理論上給我們提出了一係列問題：1．“五形態說”究竟是不是馬克思提出來的？甚至可以更具體地說，“五形態說”是否符合馬克思對世界曆史總的看法？2．許多學者現在傾向於用“三形態說”代替“五形態說”，那麼“三形態說”又是否符合馬克思的本意？相比於“五形態說”、“三形態說”對曆史的解釋又有哪些優越的地方?3．如果“五形態說”是對馬克思曆史觀的誤解，那麼又怎樣理解他對“奴隸製”、“封建製”的有關論述?4.馬克思曆史理論中關於曆史發展的規律性與多樣性問題究竟是怎樣論述的？而我們又該作如何的理解？ （六）馬克思晚年探索的一個重要理論成果，就是他的“跨越卡夫丁峽穀”設想。盡管他對於俄國的“跨越”條件作了一些說明，但仍然給我們留下了許多仍需論證的問題。譬如：1．俄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處於同一時代，通過民族間的交往，俄國可以采納資本主義生產力的肯定成果，為自身的“跨越”提供物質條件，但是，文化的交流是有它自身規律的，並不依人們的意願選擇什麼或不選擇什麼。就是說，一旦西方資本主義生產力被引進俄國，就很難保證與資本主義生產力相適應的意識形態不被傳人俄國。那麼，作為“跨越”後的俄國如何才能做到既采納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同時又把它的意識形態拒於國門之外呢？2.馬克思所說的“跨越”，很大程度上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跨越”，那麼生產力是否也可以“跨越”？如果不能，那麼又如何處理“跨越”後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呢？再者，十月革命後至今，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出現諸多波折，走了一些彎路，而這些波折和彎路對馬克思的“跨越”沒想究竟是證偽，還是證實?3.俄國是一個具有專製主義傳統的國家，“跨越”後的俄國又將如何可能在短時間內去消除專製主義傳統的消極影響？ （七）馬克思晚年對俄國前途的設想，其哲學意義就在於他的曆史觀不是一種僵化的理論模式。在他的唯物史觀裏，邏輯與曆史是一致的，邏輯建立在經驗事實之上。在他看來，俄國之所以能夠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穀”，主要一點是俄國有它自己的曆史背景。這就是，俄國是一個“半亞細亞”社會。而今天我們在研究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時，是不是可以違背邏輯與曆史一致的原則，將馬克思晚年對俄國問題的看法作為一種新的理論模式去分析所有的東方國家？如果不能，那麼俄國以外的其他東方國家又如何選擇自己的發展之路？ 以上所列舉的七個方麵的問題，都是理論難度很大的問題，也是每一個認真思考馬克思曆史觀和他的東方社會理論所不能回避的問題。本書限於篇幅，不可能對這些問題逐個地予以作答，隻是就其中幾個主要的問題，闡述自己的看法。有的問題隻得有待各位讀者去思考，去作深入的領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