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做人在世間，便要勁爽爽、立錚錚的。若如春蚓秋蛇，風花雨絮，一生靠人作骨，恰似世上多了這個人。”
這是明代著名思想家呂坤在其著作《**語》中振聾發聵的一呼。
做人，就要挺起腰杆，像標杆一樣豎立在人世。
我們祖先第一次挺起腰，或許並沒有預感到什麼，卻意識到以往仰視的一切如今都在自己的腳下。正是當初的這一挺，從此與動物界分離，成為地球的主宰，自然界的萬靈之長。
挺起腰，腰杆就承受了壓力，難免會很累，這是做人的根本。你自己彎下腰，他人當然騎上來，把你當馬使。你自己爬下，他人自然踩上來，象踩一隻臭蟲，毫不留情！
做動物的方式千百種，便如蚯蚓和蛇，沒有脊背和腰杆，隻能匍匐在地。做人卻隻有一種：挺起腰。隻要自己不彎下腰，沒人能騎上你的背。隻要自己不爬下，沒人能踩上你的頭！
隻有你勇敢地挺起腰，他人才會仰視你。
做事，就要耐住性子。隻有耐住寂寞，耐住困苦，甚至是耐住奇恥大辱，才能修身養性，最終完成宏圖大業。
司馬遷是中國曆史上偉大的史學家，他的著作《史記》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漢武帝時，將軍李陵攻打匈奴戰敗被俘。司馬遷因直言進諫為李陵說了幾句解釋的話，觸怒了漢武帝，被囚於囹圄，殘遭宮刑（男子割去睾丸）。這是對精神和身體的雙重摧殘，悲憤欲絕的他幾欲一死了之。可後來他想到，人總有一死，但“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的輕重意義是不同的。他覺得自己如果就這樣“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無價值的。當時《史記》剛剛動筆，出獄後他更加發憤著書，創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學臣著《史記》，為中國人民，世界人民留下了一筆珍貴的文化遺產。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言道：“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司馬遷列舉了曆代先賢們在磨難在依然堅持理想，忍耐住各種打擊，完成著述，自己也要如此，即使被殺也不後悔！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說：“孔子之忍饑，顏子之忍貧，閔子之忍寒，淮陰之忍辱，張公之忍居，婁公之忍侮；古之為聖為賢，建功樹業，立身處世，未有不得力於忍也。凡遇不順之境者其法諸。”
因此，學會忍耐是十分重要的。
積極的忍耐，絕不是意味著人格的渺小，自我的萎縮，它隻是將可貴的、獨立的自我暫時“隱藏”起來，他仍在默默地幹自己想幹的事，仍在悄悄地做自己想做的事。這種人的忍耐，軟中透硬，柔中帶剛，不以犧牲自己獨立人格為代價，不奴性十足，不苟安偷生，不窩囊，也就沒有失意之感。
忍耐還可作為保存自己力量的重要手段。當敵我之間的力量太懸殊、正義與邪惡之間的勢力差距太大時，忍耐，便作為一種最為明智的退卻手段，不硬拚，不消磨自己的元氣，將力量慢慢地蓄積起來。因此，這種忍耐，絕不是對傳統的習慣勢力、落後勢力的妥協和投降，一旦時機成熟，羽毛豐了，翅膀硬了，爪子利了，就會乘其不備，猛然一擊，讓邪惡永不翻身。
忍作為一種老道的處世方式，不等於消極躲避，不等於甘願受欺。它是一種韜光養晦的鬥爭方式，是一種韌性的戰鬥技巧。
的確，隻有耐住性子，忍常人所不能忍，在忍耐中挺直腰杆，堅持理想，才能獲得成功！
點睛語錄
隻要我們挺直了腰杆，在忍中站直了，別趴下，我們就是世界和自己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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