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開往烏魯木齊的54次列車上，車廂的喇叭正播放著歡快的新疆樂曲。過道裏，一位年輕的維吾爾族女列車員跳起了民族舞，旁邊鋪位上的人們紛紛聚攏過來，一邊唱歌一邊拍手，他們唱的是《邊疆處處賽江南》。
他們，是一群有著共同經曆的人，看上去已經不年輕了；有的臉上印著滄桑；有的生出白發，而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支邊青年”。若是時光再現，回到四十多年前，他們的命運就是從這趟西去的列車上開始的。
盡管那個年代並不算遙遠，盡管有過1800萬人的知青大潮，但是當人們現在提起的時候，可能會忽視了一個群體，他們曾經是“知青運動”的前鋒，之後又變成了返城大潮的墊後。人們或許不知道，在20世紀60年代的頭幾年，有將近十萬上海青年男女，當他們第一次走出家門，就遠赴萬裏之外的天山南北，來到陌生而神秘的生產建設兵團。
當重新尋訪這段往事的時候，在新疆大地的所到之處，聽到人們提起他們，依舊稱呼“上海青年”；而在上海的街頭巷尾，又總是聽到人們稱呼他們“新疆大哥”“新疆大姐”。
那麼，他們究竟是新疆的上海人，還是上海的新疆人？究竟是支邊青年，還是知識青年？究竟是應當紮根邊疆，還是應當落葉歸根？這一連串的話題，將會成為曆史的過去，卻依然是留到今天的記憶。
大力
201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