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肇明
人類創造了文明和文化，人在文明和文化中生存，文明和文化同時製約著人。人是文化動物，去掉了人身上的文化，或者說人喪失了創造文明和文化的能力，人就不成其為人了。
這是人唯一區別於動物的要著所在。
從人類文化哲學及其跨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學中的散文，也就是說從人的生存方式這個根本來界說散文，這樣，就不管文體理論家們迄今為止提出了多少個有關散文的定義，和多少種文體理論的闡述，也不管東西方文化背景和文學發展曆史麵貌的差異有多麼巨大和繁複，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可供界定的是：以語言文字為載體的語言藝術是一個互有交錯滲透、類別之間邊緣模糊的長長的序列。散文，則位於以詩為一極和實用文字為另一極的廣闊中間地帶，這兩極如同擁有不等的磁力，以不同方式不斷向廣闊的中間地帶進行滲透、幹預和汲取，從而繁衍出一個個新的文體品種。如詩和散文媾合誕生了散文詩，新聞和散文交媾誕生了報告文學等等，但不管詩和實用文學如何滲入和汲取，詩和實用文字這兩極之間的開闊地卻不會因此喪失一寸領土，而是更加鬱鬱蔥蔥，是一片鮮花開不敗的文學原野。如同有的文論家所指出的那樣，詩是一切文學藝術的魂靈和精神，散文是整個文學大廈的基座，是詩以外別的文學門類的母體；它還每每是一個民族，一個時代文學成就潮漲潮落的標尺，是作家們文字能力的試煉場，測試其思想、文化、審美涵養全部綜合實力的一枚指針。這一描述，可以說是觀察了共時性散文繁雜現象後的一個概括性描述，但它還不是對文體作曆時性的縱剖麵抽象。曆時性的抽象觀察之所以必要，是因為事物的質的規定性和功能，終究是曆史地形成的，是經過曆史漫長的積澱而後形成的。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散文在所有文學門類中與文化貼得最緊。我們完全可以說，散文在文化中，文化積澱在散文中。散文的質的規定性源於曆史對其文化功能的要求，它占據了遼闊的文體類別地域，文體的巨大包容性和類別邊緣的模糊不清產生了文體界限依違兩可的浮動性，而這又恰恰可以在曆史的循環論證中得到證實。那麼，什麼是東西方共同相通的散文文體的質的規定性呢？縱觀東西方各民族文化史，一個民族的文化奠基期，或者說一個民族文化性格的發韌期和該民族散文史的第一個篇章基本上是全然重疊和膠合的。無論東西方哪一個民族，散文史的第一個篇章，都是由哲理散文和史傳散文構成的。在中國，為先秦的諸子散文和史傳散文，在西方則是影響整個西方民族思維方式，文化性格和審美性格的古希臘羅馬的哲學家和史學家的著述。這是西方無論哪一民族的文學史家們在追本窮源時都要溯流而上的第一源頭。
也許有人會說，這一提法漏掉了史詩和宗教經典。說的不錯，但史詩也是史，宗教經典本身就是史前史和民族先哲行狀和思想的記錄，從文學的角度把它作為史傳散文和哲理散文也無可厚非，不是什麼大逆不道的褻瀆之舉。不過，源頭僅僅是源頭，而不是汩汩泱泱從遠古至今，永不停歇的流。源頭的重要性在於流是從源頭開始的，它無時無刻不在哺育著流，流是對源的回應，源則規定著流的性質。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個民族的哲理散文和史傳散文在鑄造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文化性格和審美性格中起著舉足輕重的決定性影響，在中國是這樣，在西方也是這樣。
當然，作為文學藝術之一的散文，特別是現代意義上的散文，與散文史作奠基的開篇有著割不斷的血緣聯係，但文隨代變，又有所區別。作為現代定義上的散文，發端於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思想家們的筆下，在英文中被稱為esye的自由、隨意、散漫的文體，是由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蒙田首創並趨於成熟的，在這位現代散文的鼻祖手裏，他高擎著人的解放的旗幟，esye主要是他抒發個人情懷的工具，是這位思想者的思想情懷的文學載體。當esye傳到了英國，起而效之的仍然是一位哲人——弗蘭西斯·培根。這位實證主義哲學家在承繼蒙田的張揚個性自由，張揚人的理性的同時，也加重了這一文體作為文明批評和人的精神建設的思想比重。由於思辯和強健邏輯的左右，esye的隨意散漫性在培根手裏漸趨減弱，文體上顯得更為縝密、凝煉，更為雍容、漂亮，簡潔直捷。按照本森在《隨筆的藝術》一文中的說法，“詩寫傳奇中的崇高，隨筆寫平凡中的崇高”，其中平凡中的崇高雲雲，乃是指把隨筆推向了藝術峰巔的蘭姆的作品而言的。蘭姆寫的是凡俗庸常生活中的人們的浪漫主義情懷，是日常起居乃至卑下生活裏未曾泯滅的崇高和聖潔，蘭姆親切隨意的絮語，有別於布道宣教和道德訓誡，並最終填平了思想載體和隨筆藝術之間的隔閡。從啟蒙主義者手裏開創的思想載體的隨筆到浪漫主義最傑出的隨筆作家蘭姆止，可以說是西方現代散文史上的第一個大篇章，或跨文化地域的第二個大段落，真正意義上的西方散文是在這一個段落裏蓬蓬勃勃地繁衍興盛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