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我們將一個擁有傑出藝術成就的代表性作家作為一個文學發展階段的開始或結束的標誌是可行的話，那麼，西方現代散文的第二個篇章，應該從現代主義文學和現代主義詩歌的鼻祖法國詩人波特萊爾作為起點。如此劃分一方麵是基於文學變革歸根到底是審美觀念的變革，散文不可能遊離於文學大潮之外。波特萊爾的《巴黎的憂鬱》，對於散文文體的意義，不止於散文向詩靠近，或詩向散文滲透。詩的感性因素和散文的理性因素在文體內部的滲透融合中上升到了覆蓋層或居支配地位的層麵，藝術把握的側重點也轉移到了感性和感官的進一步開放上來，換言之，波特萊爾的散文詩將散文提高到了與詩並駕齊驅的審美變革的前衛地位上來。《巴黎的憂鬱》和《惡之花》一樣，由於對在審美趨向上真善美三位一體的古典審美傳統提出了懷疑，確切說是對藝術的美和道德的善的一致性提出了懷疑，並且卓有成效地擠出了一個缺口，切斷了美和善的必然聯係，從而使得真善美的審美組合方式不再是唯一的和神聖不可侵犯的。真惡醜和真惡美的組合同樣也是可行的。文學史家們每每以“波特萊爾以降……”的話頭作為現代主義文學審醜趨向的指代詞，是同時包括波氏的詩、散文詩、散文及其理論工作的創新在內的。
須指出的是，散文文體創新所顯現出來的曆史階段性劃分，與其它文類相比，對自身傳統的反叛或者說散文作家們的“審父意識”沒有在其它的文類中那麼強烈和激烈，新舊交替，不全然是新的打倒了舊的，它並不盡然是顛覆和置換，而多半是一種累積和疊加，創新和回溯，在累積和疊加，創新和回溯中呈階梯性地前進。因此，散文文體的持續性和穩定性要高過於其它文類。唯其如此，它一般不容易擠身到審美變革前驅的地位去，而它的變革多半發生在人類生存方式的巨變之時。如果說啟蒙主義運動時期是西方世界的一次“王綱解紐”，那麼，十九世紀末期即是一次“禮崩樂壞”。散文文體的革新與人的生存方式的聯結更為直接，與社會思潮依附得也更緊密。從波特萊爾至今，各國的優秀散文作家，在原先的思想者、學者（社會科學家和自然科學家）之外，又增加了一大批詩人加入散文作家的行列，他們同時兼具三重身份，或兩重身份，那種單打一的專業散文作家幾乎是絕無僅有的，即使有這樣的散文作家，與優秀二字也多半緣份不深。身為一位散文作家而一無詩才，二無學殖，那是不堪設想的。這一事實本身就足以說明散文屬於文化，屬於思想，從屬於人的審美智慧。
優秀的散文作家，是自己民族和時代的文化精英層，這就從創造主體的角度昭示我們散文文體的文化本位性、思維性和它的審美先驅性。我以為，相對於散文內部各類體式上的界定，與其在細枝末節上進行繁瑣的徒勞無功的論辯，不如從總體上把散文的文體本位性，它的思維品格和作為審美先驅的職責加以強調，並把這三者界定為散文三性，是包括隨筆小品、記敘散文、抒情散文、遊記、回憶錄、紮記、日記等等被統攝在散文名下各體各式所應共同遵守，共同追求的文體的價值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