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為徽商
徽商又稱新安商人、徽州商人，舊稱“徽幫”，它是舊徽州府籍（歙縣、休寧縣、婺源縣、祁門縣、黟縣、績溪縣）商人的總稱。徽人經商，源遠流長，早在東晉時就有新安商人活動的記載，以後有所發展，明成化、弘治年間形成商幫集團。明嘉靖以至清乾隆、嘉慶年間，徽商經營達到極盛。從清道光、鹹豐年間至清末民初，徽商漸趨衰落。作為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徽商曾經活躍於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以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和葡萄
精美鏡頭講述徽商的盛衰牙。其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無法匹敵的，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徽州素稱“東南鄒魯”，生於斯、長於斯的徽商，其鮮明的特點是“賈而好儒”，“賈儒結合”。徽商的本質是儒商。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朽課題，一直為海內外學者所關注。
徽商作為一支重要的商幫，在商界首屈一指。不僅以自己的傑出實踐，鑄就了雄踞中國300餘年事業的輝煌，而且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跡。
徽人經商，源遠流長，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麵：
1.與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觀環境壓力。正如明嘉靖年間徽州一村婦所說的：“吾郡在山穀，即富者無可耕之田，不賈何待？”
2.豐富的物產，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經商。
3.徽人思變精神的內在動力加上當時我國經濟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機。而其三者中，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質的是徽人的思變精神。正是因為他們敢於打破“重農抑商”的世俗偏見，才使許多徽民變為徽商，也正是這種轉變才產生了徽商的鼎盛。
當然，徽商之所以能稱雄商界數百年，成為全國十大商幫之一，是與它的“賈而好儒”的素質特點分不開的。
徽商的“賈而好儒”，首先表現在其思想觀念上的崇儒重儒。如黟縣古民居村落西遞村有這樣一幅楹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從中便可看出徽人對儒與商的看重。徽商“賈而好儒”還表現在他們的實際行動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後，或棄賈業儒，或棄賈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選擇了一條捐資買官的道路。
那麼，徽商賈而好儒的原因是什麼呢？
1.徽商所在地區是一個有著深厚文化積澱的地區；
2.為了獲得與經濟地位相稱的社會地位，需要以“儒”為外衣包裝自己。
植根於厚實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為一個整體文化素質較高的商幫，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大多自覺用儒學思想來規範自己的經營活動，講究義利之道，見利思義，以義取利；講究誠信商德，不欺妄奸詐，貨真價實。他們善於把握商機，權衡商道，在商海競爭中技高一籌。他們大多在致富後重視文化建設，捐資興學，刻書藏書，修方誌，邀講學，培養子弟讀書入仕，謀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時也促進了地方的繁榮，孕育了一大批國家的傑出人才。自明清以來，徽商以自身的開拓進取創造了輝煌業績——商業的繁榮和文化的成就，同時形成了一種儒商精神，樹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徽商的興衰已經成為過去的曆史。但是，“儒商”作為一種曆史文化現象，卻仍然值得我們總結回味，它對於我們今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仍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當前，我國進一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倡“儒商”精神，有利於加快現代化步伐。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剛剛從計劃經濟脫胎而來，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兩千多年的封建人治造成人們的法製觀念低下，一些素質不高的商家為利所驅使，采用了不正當的發財之道。近年來，假冒、偽劣、坑蒙欺詐、非法牟利常有出現。對此我們一方麵需要加強法製建設，另一方麵還要加強道德教育，重視商業文明建設。曆史上徽商鑄就的儒商精神以及把實踐儒學道德規範作為商業理念的自覺追求和對自身形象的注重，都對今天如何行商具有啟迪意義。
二、徽商的曆史
徽商萌生於東晉，成長於唐宋，鼎盛於明，衰落於清末。
《晉書》記載，徽州人好“離別”，常出外經商。齊梁時，休寧人曹老常往來於江湖間，從事賈販。唐宋時期，徽州除竹、木、瓷器和生漆等土產的運銷外，商品茶和歙硯、徽墨、澄心堂紙、汪伯立筆等產品的問世，更加推動了徽商的發展。
唐代，祁門茶市十分興盛。南唐休寧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紙已遠銷四川。南宋開始出現擁有巨資的徽商，祁門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經商致富，分別被人們稱為“十萬大公”、“十萬二公”，合稱“程十萬”。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稱“祝半州”。一些資本雄厚的大商人還在徽州境內發行“會子”。元末，歙縣商人江嘉在徽州發放高利貸，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資本，較之宋代大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餉，歙人江元一次助餉銀10萬兩。明代成化年間，徽商相繼打入鹽業領域，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陝西商人集團受到嚴重打擊，於是徽商以經營鹽業為中心，騰飛於中國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