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葉以後至清乾隆末年的300餘年，是徽商發展的黃金時代，無論從業人數、營業範圍、經營行業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當時，經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業”，成人男子中，經商者占70%，極盛時甚至還多。
徽商經營行業以鹽、典當、茶木為最著，其次為米、穀、棉布、絲綢、紙、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縣人多鹽商，績溪人多菜館業，休寧人多典當商，祁門、黟縣人以經營布匹、雜貨為多。
徽商除了從事多種商業和販運行業外，還直接辦產業。休寧商人朱雲沾在福建開采鐵礦，歙縣商人阮弼在蕪湖開設染紙廠，他們邊生產邊販賣，合工商於一身。徽商經營多取批發和長途販運。休寧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間從事販鹽，擁有船隻千艘。一些富商巨賈，還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還使用奴仆營商，休寧人程廷灝曾驅僮奴數十人，行賈四方。徽商在經營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場行情，實行靈活經營。有一業為主兼營它業的；有根據不同行情、季節變換經營項目的。
徽商講究商業道德，提倡以誠待人，以信接物，義利兼顧。以勤奮和吃苦耐勞而著稱，在外經營，三年一歸，新婚離別，習以為常。徽商商而兼士，賈而好儒，與封建官僚混為一體，或相互接托。他們除以“急公議敘”、“捐納”和“讀書登第”作為攫取官位的途徑外，還以重資結納，求得當地官員乃至京師重臣、太監、天子的庇護，享有官爵的特權。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躋身官僚行業，就督促子弟應試為官，自己也就成為官商。
清乾隆末年，封建統治日趨沒落，課稅、捐輸日益加重，徽商處境愈來愈困難。1831年，兩江總督兼兩淮鹽政使陶澍革除淮鹽積弊，改行“票法”，靠鹽業專利發跡的徽商開始衰敗，典當業也因左宗棠壟斷及外國銀行的侵入而沒落。茶、木兩商則由於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連年虧損。尤其是隨著帝國主義入侵，外資滲入，國外商品傾銷，徽商經營的行業大多被其替代。同時與帝國主義、軍閥官僚聯係密切的廣東、江浙財閥開始興起，隻掌握傳統商業知識、技能的徽商，在商業領域逐漸失去其操縱、壟斷和獨占的地位，開始走上下坡路。
清末和民國時期，雖有個別徽商人物如黟縣鹽商李宗媚，歙縣房地產商程霖生等暫露頭角，但整體上已挽救不了徽商的頹勢。
三、徽商的形成
古代徽州地處皖南崇山峻嶺之中，這裏沒有成片的耕地，即使有“也非善耕作之地也”，糧食產量普遍較低，因此，這裏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兩分道路和莊園”之稱。人們的生存條件非常差。又因地處崇山峻嶺之中，每當戰亂，難民紛紛逃來此地，以避戰禍，人口急劇增加，進一步加劇了糧食供應的矛盾，生存條件更加惡劣。地少人多的矛盾給當地百姓的生活帶來極大的困難，糧食嚴重不足，已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史料稱：徽州一年所產的糧食，隻能養活全境10%的人口，百姓為糧食所迫，外出謀生的人竟有十之八九。徽州雖“糧不足”，可物產豐富。萬山叢中盛產竹木，所產杉木，質地堅硬，可為棟梁之才；竹子滿山遍野皆是；茶可稱一絕，尤其是祁門茶和鬆蘿茶；陶土也是徽州的一大財富，瓷都景德鎮的製陶原料白土，就產於徽州；手工業更具特色，文房四寶聞名全國。紙：“自首至尾，勻薄如一”，毛筆倍受人們喜愛；墨：“堅如玉，紋如犀”；硯：因石取勢，雕琢成頗具藝術價值的圖案，至今盛名於世；漆器：被當時人稱為“絕古未有”的珍品。
異常豐富的土特產品向徽州人展現了一條現實的出路——走出大山，以商代耕。不少人最初就是以販運土特產品起步的。
大山擋住了徽州人經商的道路，但這裏的水陸可稱便捷：“上接閩廣，下接蘇杭”，豐富的物產加上便捷的水陸，大大刺激了徽州人經商的積極性。
四、徽商的富庶
承誌堂，座落於黟縣宏村，是清末徽商汪定貴於清鹹豐五年（1855年）前後營造的宅邸，占地麵積2100平方米，建築麵積3000平方米，所建房屋，全為磚木結構，有木柱136根，大小天井9個，7處樓屋，大小60間，門60個。代表徽派建築水平的承誌堂木雕精美絕倫，堪稱一絕。正對中門的前廳橫梁上雕有“唐肅宗宴客圖”，中門上方麵臨廳堂處雕有“百子鬧元霄”圖，場麵壯觀，層次分明，線條清晰，人物神態惟妙惟肖。分布各處的“漁樵耕讀”、“金鉤垂魚”及“董卓進京”、“長阪坡”、“三英戰呂布”等戲劇圖案，構圖豐富，雕刻精巧，使人們在賞心悅目之中，增加了知識和情趣，獲得了精神上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