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傳，當時建造承誌堂花去白銀60萬兩，木雕上鍍黃金100兩，全屋僅木雕就由20個工匠雕刻4年才完成。由此可見，徽商的富庶和對住宅的重視。
徽商經營範圍極廣，“其貨無所不居”，其中“以鹽、典、茶、木為最著”。在這四大行業中，從事鹽業的經營資本最厚，“非巨商賈不能任”，獲利也最多，所以徽商之富莫過於鹽商。明清時期兩淮鹽運的中心在揚州，這裏舟車輻輳，萬商雲集，富商大賈眾多。揚州瘦西湖畔有一座磚砌三層白塔，整體造型優美，雄偉古樸，酷似北京北海公園的喇嘛塔。相傳此塔為徽州鹽商江春所建。江春，歙縣江村人，經商有道，才略雄俊，很受乾隆皇帝賞識，相繼賜封為內務奉宸苑卿、承宣布政使、誥授光祿大夫。乾隆皇帝在一次遊覽揚州的晚宴上，信口問道：瘦西湖有無白塔？豪吏巨商無言以對。唯江春隨口奉應說有，乾隆當即降旨，明日至瘦西湖觀塔。其實湖畔無塔，這欺君之罪如何了得。江春事後心急如焚。忽然他靈機一動，連夜派人搬運食鹽，用鹽堆起了一座假塔。翌日，蒙蒙大霧彌鎖湖光山色，艘艘畫舫蕩開碧波輕煙，乾隆在畫舫上透過朦朧的霧氣，隱約間看見了巍峨矗立的白塔，龍顏大悅。乾隆離開揚州後，江春怕事情敗露，就在鹽塔的基地上趕建了這座白塔。它曆經200多年的風撼雨擊，仍挺立迄今。由
墜落的繁華此可見，徽州鹽商財力的雄厚。明代萬曆年間，有人估計揚州的鹽商資本約為3000萬兩。清代有人估計為七八千萬兩，這與乾隆的國庫存銀七八千萬餘兩之數大致相等。在明代，“藏鏹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的中賈比比皆是。到了清代，有些巨賈“富以千萬計”，“百萬以下者，皆謂之小商”。他們財力之豐，就連乾隆皇帝也曾發出“富哉商乎，朕不及也”的感歎。
徽商在獲得豐厚的利潤之後，除了追加部分資本用於“擴大再生產”外，大多在故鄉建家祠築宅邸、修族譜、置族田以及助修書院等等。在當地則經商設店，建屋置地，促進了城鎮的繁榮發展。胡適之先生曾說：“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徽州人，那地方隻是一個村落。徽州人來了，就開始成立店鋪，逐步擴大，把小村落變成小市鎮了。”這番話就直白地道出了徽商在促進村落“城鎮化”方麵所起的巨大作用。安徽霍邱縣有一個有名的重鎮（原名葉家集），就是一個葉姓的徽商到那裏經商而逐漸形成的。“無徽不成鎮”由此可見一斑。
五、徽商的衰敗
萌生於東晉，成長於唐宋，鼎盛於明，衰落於清末的徽商，其衰敗的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在徽商的骨子裏，始終未能擺脫“以農為本、以仕為尊”的傳統思想。大部分徽商是在科舉失敗後轉而經商，反映出“不得仕而商”的無奈心態，因此，徽商們在經商有成後就會轉賈為儒，甚至為逐功名不惜萬金；二是徽商發跡後，往往不去擴大再生產，而是把大量金錢用於買地、修祠、建房、取妻納妾，生活上極盡奢華鋪張；三是官商互濟既是徽商的立身之本，也給徽商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加上國外金融資本的入侵，對茶葉等徽商的傳統壟斷行業構成了重大威脅。
徽州老街
清乾隆末年，儀征鹽船大火，鹽船被毀130艘，死者達1400餘人。這似乎是一個預兆：以鹽業起家的徽商走向了衰落。而清朝末年所發生的幾個重大事件，更是直接促成了徽商的落敗。道光年間，鑒於鹽價奇高，兩淮的鹽務製度發生了變化，清政府把過去鹽商賣鹽的特許權利廢除了，實行運銷分離，徽商從此喪失了世襲的經銷鹽的專利權，於是兩淮地區大批鹽商破產。太平天國起義，其波及範圍主要是長江中下遊地區，這正是徽商經營的主要地域，徽商的生意為之大受影響。鴉片戰爭失敗後，西方列強打開了中國的國門，外商的侵入促使民族資本家群體應運而生，從而使以宗法關係為紐帶的徽州商幫受到衝擊，這也促成了它的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