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八章:商人的性格(1 / 3)

一個必須承認的事實是,錢莊競爭不過銀行,胡雪岩也鬥不過現代銀企經營者。那我們現在的企業經營管理者,又該如何去秉承徽商優秀的傳統,樹立現代商人意識,並對徽商文化進行必要的批判與再造,讓其煥發生機、閃耀光芒,再次照亮我們前行的經商之路呢?

一、新徽商的“開放度”

“無論古徽商精神曾經是怎樣的輝煌,新時代振興徽商精神,實現富民強省的大旗還是要我們新一代的徽商來扛!”舉辦徽商大會,弘揚徽商精神,目的就是要讓新一代的徽商傳人繼承徽商精神,與時俱進,把“商”字做強,把“商業”做大,從而振興安徽經濟。

曆練商海的蕪湖商之都

眾所周知,安徽作為徽商的故鄉,有著悠久而燦爛的經商文化,在明清時期達到了巔峰狀態,但是因為守舊等原因,在清朝末期,隨著清朝改變鹽業經營模式,作為徽商經營主導行業的鹽業也隨之衰落,古徽商因此進入了沒落期,而後古徽商又未能像寧波商人那樣跨海經營,也沒能像蘇浙商人那樣及時轉換經營業態,還是抱殘守缺,所以導致了徽商從商業王國上徹底消失,但是浙商、晉商包括粵商閩商等卻和西方現代文明一同前進,隨之引進了西方科學經營方式,從此把商業文化做大做強。

“那麼作為新時期的安徽商人,到底該怎樣來弘揚徽商精神,發展商人事業呢?”筆者認為古徽商人的精神就是“誠信、賈儒合一、貨真價實”等,因此現在安徽商人要想弘揚徽商文化必須具備三方麵素質:

第一,要在繼承誠信的基礎上擴大“開放度”。當代的安徽本土商人為什麼沒有做強,或者說很少有能夠在全國叫得響的企業家,原因就是“開放度”顯得弱了。反觀晉商等就是不斷“與時俱進”,不斷擴大開放,不斷兼容並蓄的,所以“高山不讓土壤,故成大,河海不擇細流,故成深。”因此,現在新徽商們必須具備的第一個素質就是擴大開放度。

第二,要強化業態變革意識。現在的商業已經進入了一種業態改變另外一種業態的階段,因此研究西方新興的業態目前已經成為商業界最務實的話題,如連鎖打敗了單體,如品牌打敗了規模等等,這些現代商業界的“課題”都必須要安徽商業界人士認真來進行分析、研究、參照、模仿、創新、創造。

第三,要樹立主流經商文化,增強凝聚力。由於安徽地域的顯著特征就是麵臨江淮之間,且板塊過於分割,省會合肥又處於板塊之間的空白地帶,因此合肥商圈缺少主流經商文化,各種流派在合肥交彙磨合,很難形成一種主流的經商文化,缺少凝聚力,這也是商業長不大的根本原因所在,所以安徽新徽商要借徽商大會,重新整合流派觀點,樹立主流商業文化,來振興安徽經濟。

總之,安徽經濟要安徽人來振興,那麼振興安徽經濟的最大生力軍就是新徽商,所以,新徽商要與時俱進,兼容創新,這樣才能扛起徽商大旗!

二、“紅頂”情結的突圍

清中葉以後,稱雄三四百年的徽商無可挽回地衰落了。關於衰落的原因,研究徽商的專家學者從各自不同的角度,闡述了眾多不同的原因。但是比較一致的看法就是,徽商在末期過分地依靠政治權力,喪失了早期的開拓性和適應性。胡雪岩就是一個極致。他因資助左宗棠收複新疆有功而被以軍功賞加布政使銜,以二品文官頂戴紅珊瑚,他由商而官,亦官亦商,成為當時全國的頭號官商和赫赫有名的“紅頂商人”。

徽商的發展與權力的支持密不可分,尤其是鹽商的巨額財富主要來自政府特許下的壟斷式貿易。他們隻要在官場上打點好一切,就可以獲得巨額利潤,這種狀況造成徽商對官場的過分迷戀,而失去對近代商業的追求和探索。道光年間,清政府先後在兩淮將綱運製改成票鹽法,原來官商一體的包銷製被打破,鹽商難逃厄運。繼鹽商敗落之後,典當業也因“左宗棠增質鋪”而“幾敗”。茶商也一連“虧耗不可勝數”,徽商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最後的衰落。

令人擔憂的是,企業家迷戀“紅頂”的現象並沒有因時間的流逝而改變,安徽省一些地區“官商”不分的現象依然存在。皖北一些企業負責人曾在地方黨政部門兼任主要職務,蕪湖市黨政領導幹部在企業兼職一度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這種狀況目前經過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整治而緊急刹車,但是專家們擔心,“企而優則仕”的紅頂情結已經深入到某些企業家的心裏,“官商”現象若成為一種文化傳統,隻要有合適的土壤和機會,就會再度發芽。

從短期看,因為是權力和經濟的結合,“紅頂”企業可能會暫時得利。但是要做百年品牌,這些“紅頂”企業是擔負不起這個重任的。“紅頂”企業是在市場經濟和法製不完善的條件下產生的,是過渡時期的產物。從長遠看,這些企業在權力的“庇護”下,因失去創新能力、發展動力以及競爭力,最終隻能是被市場淘汰,徽商的沒落曆史已經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安徽省提出了重振徽商的口號,重擔落在了新徽商的身上。社會各界企盼新徽商能夠突破“紅頂”情結,把企業家真正作為終身的職業,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將徽商講誠信的優良傳統發揚光大,真正按市場經濟規律來塑造新的“百年品牌”。

三、徽商精神的傳承

安徽曆史悠久,人傑地靈,文化燦爛。上下幾千年間,傳說堯帝曾渡河於皖南的東至,禪位於舜;舜帝曾躬耕於淮南,使荒山變良田,僻野為沃土;夏禹會諸侯於淮水之濱,留下了“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千古佳話;老子騎青牛出關,遂有《道德經》流傳後世;華佗懸壺濟世,贏得了中華神醫的千古美譽;朱熹集理學之大成,使古徽州成為“東南鄒魯”、“文獻之邦”;朱元璋出身微寒,是中國曆史上鮮有的“布衣皇帝”;胡雪岩富甲天下,是清朝著名的商業巨子;陳獨秀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鍾靈毓秀的江淮大地,孕育了博大的道教文化,鑄就了燦爛的建安文學,深邃的北宋理學和精美的桐城散文,產生了為數眾多的各界精英名流。可以說,安徽的曆史人文對中華民族的發展進程產生過重大影響。

徽商大會

正是這片土地,孕育了絢麗精深的徽文化,誕生了叱吒中國商界數百年的徽商。作為中國商界的勁旅,徽商崛起於皖南,鼎盛於明清,創造了世人矚目的商業奇跡,推動了中國封建社會工商業的發展,譜寫了彪炳史冊的經濟篇章。

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他們衝破重農抑商的禁錮,浮遊四方,艱辛創業,賈道儒行,馳騁商海,其商業資本之巨,活動範圍之廣,經商能力之強,從賈人數之多,影響作用之大,均居中國各商人集團之首,創造了“無徽不成鎮”的輝煌,贏得了“無徽不成商”的美譽。尤為可貴的是,從徽商發展曆程中凝煉出來的“進取、創新、合作、誠信”的徽商精神,體現了勇於開拓、堅韌不拔的創業意誌,同心協力、相輔相成的團隊觀念,誠信重諾、依律從商的契約意識,重義輕利、賈而好儒的人文品格,所有這些,展現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傑出的商業創造,是中華民族傳統商業文化的一朵瑰麗奇葩,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至今依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