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觀念反映在生意場上的買賣關係中，表現為買賣雙方都把對方看作實現自我目的的手段，把自我與他人的關係演繹為目的與手段的關係，得失的計算先於一切，商人們總是根據自己投入的多少與實際獲利的比較，評判自己行為的效果。
北方人做生意可能考慮的因素還有人情關係、地位差別等，而在上海，商人們卻很少考慮這些。上海人做生意，隻把經濟利益做為唯一原則和目的，隻考慮賺錢不賺錢，隻要有錢賺，幾個互不相識的人可以迅速組成一夥，而一旦經濟利益目的達到或這個團體達不到經濟目的，一夥人就迅速解體。
（二）契約意識強
長此以往，上海人形成了追求合理化、追求平等與規範的觀念。上海人的這種觀念，使得今天的上海市成為極具理性的城市。上海城市管理的特點之一就是熱衷於建立各種規章製度，辦法措施。如果遇到什麼新情況，上海人的傾向是立即製定管理辦法，而市民也基本服從管理。
上海灘搬運物品的小商販
守法守紀，遵守秩序是上海人的基本觀念。上海是我國法製觀念最強的城市。即使在舊上海，也很少有欺行霸市之徒。因為當時的商人多是移民，且有帝國主義的高壓控製。既然大家都是外來的，都沒有可依仗的傳統勢力，那就隻好憑自己本事吃飯，大家都應遵循相同的規則。因此，上海商人比較遵守商德、法規，這一經商意識沿襲至今。
上海人不做違法的生意，這雖不能說是絕對的，但起碼是大多數上海商人的共識。在剛剛改革開放的那些年，沿海不少地方走私盛行，黑市猖獗，但上海人參與者並不多。在有些南方人看來，不違法難賺大錢是其做生意的訣竅，因此造假賣假、偷漏稅款等現象頻頻發生，但上海人做這種事的不多。上海人是生意場上的“正人君子”，不做偷雞摸狗之事，甚至連“擦邊球”都不打。與上海人做生意時，應該遵紀守法，按規矩辦事，否則就會失去他們的信任和合作。
上海人是非常理性的，做事要求有理有據，他們契約意識強，重合同，這源自商業傳統的熏陶。上海現代商業曆史長，尤其是西方數百年商業傳統對上海的深刻影響，使得上海人形成了凡事講求公平合理、追求合理的心理素質，因此，他們較為重視合同契約。上海商人做生意時，認真履行合同，一旦簽訂了合同，如無不可抗拒的外力影響，上海商人大多會嚴格按合同辦事，決不含糊。簽定合同有如下的一些特色：
(1)合同是做生意不能少的，簽訂合同是雙方合作的法律依據。
(2)合同簽訂內容全麵，表述精確。特別對雙方的責任、義務有清楚的表述。
(3)簽訂合同時，對可能出現的意外盡可能考慮並有相應的對策條文。
(4)講究合同的合法性，認為合同的簽訂必須符合國家、地方(合作雙方所在地)有關法律、法規的要求，不能產生因可預見的主客觀原因而使合同不能履行的情況。
（三）自負自傲
新上海灘夜景
1985年，美國耐克公司與上海進行了長達兩年的艱苦談判。最後，終於下定決心放棄上海，將生產運動鞋的工廠搬到了廣州。美國人雖一向有與生俱來的優越感，但在上海人的自負麵前，卻隻好別謀它途。一位美國商人說：“上海人除了有中國人通常在與外國人交往中所有的那種‘中央大國’的自大外，還有一種傲慢心理，即他們覺得不需要外國投資者。”上海人的自負感，源自上海在中國首屈一指的地位，在計劃經濟的年代裏，上海對全國工業貢獻最大，盡管上海的人口也最多，但是，全國人民都認為上海人工資高，是有錢人，上海人也以此為傲。在良好的自我感覺之中，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上海人對外地人有一個特別的稱呼：鄉下人。在他們的眼中，上海人是城市人，外地人受到輕視，似乎天經地義。因此在上海，能操一口流利的上海話就像獲得當年租界的領事豁免權，又像今天推行的銀行金卡，將會獲得眾多優惠。這使得上海人以自己的身份為榮，不願離開上海，人稱的“戀滬癖”成為上海人的一種文化心理特征。改革開放後，上海發展更快，因上海有強大的工業技術基礎，全國最高的人才素質及傳統的工商金融文化意識，故使得上海成為了中國的一顆“東方明珠”。
上海人因自信而生的自負，在生意場上，表現為他們對自己提出的做法堅信不移，不願讓步，認為自己的想法、主張是順應自然，合乎邏輯的，所有的人都應讚同。為此，一位深圳的年輕經理抱怨說：在其他地方，對方知道我是來做生意的，都很熱情。可是在上海，好像我帶來的是討飯碗，個個架子十足，等著我磕頭作出乞求。每次做生意，上海人都死命地摳，摳得你無利可圖。這種生意誰肯做。
上海人這種自傲自大，招致了外地人對上海人的反感，在生意場上，這也是外地人不太願意同上海人合作的原因之一。
（四）精明
上海老照片
“太精了!”這是各地生意人對上海商人最普遍的評價。
上海人因為精明，被人稱為“門檻精”。上海人的精明，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既包括謀取個人利益的行為，又包括對個人權益、利益的維護，該得到的，他們一分也不讓。這使得上海人常常為一點點小利益而斤斤計較。在上海，人們經常看到一幅畫麵是：在菜場上，一個衣冠楚楚的男士為幾分錢與菜販子吵得不可開交。在生意場上，上海商人都是行家裏手，既識貨又明理，又敢於和善於據理力爭。上海人的錢不好掙。為此，韓國的一家報刊稱：“上海人都是經濟裏手，……外國人很難從上海人口袋裏掏出錢來。”
上海人精明源自商業傳統的熏陶。其實，中國南方商人(如廣東商人、江浙商人等)的精明也是有口皆碑的，但是，作為區域整體人群的文化心理素質，上海人整體上被人們認為精明之至，精明已經成為上海商人人格的組成部分。可以說，上海商人的精明是骨子裏的。
因為太精明，上海商人做生意很有眼光。但是，由於太精明，上海商人大都十分謹慎小心，他們會注意到太多的細節。在做生意談判之前，他們多半已事先調查了解好了市場行情、談判對手情況等。他們的談判多半是在有了充分的準備之後才進行的。因此，與上海人做生意，常常會因個別小問題爭論不休，時間拖得很長，使人們常會感到跟上海人做生意很累。因此，與其做生意時必須要有充分的耐心。
三、自我表現的廣東商人
廣東人講麵子，重派頭。在穿著打扮上，廣東人是“上名牌、下名牌，捉個虱子也金利來”、“紳士淑女們，有吃沒吃，頭得保持！”在生意場上，廣東商人總是以最能顯示其實力的一麵與你接觸，他的服裝一定是名牌，他的手提包一定是精美昂貴的密碼式手提箱，他的手表一定是世界名表，與人交往乘車，如有可能他絕不會坐檔次較低的汽車。廣東商人的辦公室一般都豪華漂亮，老板桌盡可能地大，沙發盡可能地高檔，他們從表麵上充分顯示自己有著大把大把的錢，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即便其帳麵上已無分文，他們仍要給人以氣派的感覺。廣東人的這一做法源自於他們重派頭，好自我表現的人文心理。這種潛在的心理，表現在企業經營活動中，就是他們“王婆賣瓜”的意識和手段最強。
雖然廣東商人的廣告很有震撼力，但是廣東人卻不是最早運用廣告的人，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廣告就曾令全世界為之側目。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商人很快操起廣告這把利器，大肆開拓市場，比曆史上的上海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廣東人做廣告，敢於早投入、高投入。例如全國最著名的演藝圈人士李默然的三九胃泰廣告開創中國名人廣告的先河，廣東美的集團以100萬元請國際紅得發紫的影星鞏俐為其做商業廣告，國際影星成龍更不遺餘力地向全中國的小朋友們推薦小霸王學習機……這些都以其傑出的效果轟動一時。廣東商界也因此嚐到了廣告的甜頭。
現在，由於做廣告的人越來越多，因此廣告也越來越難做，但是，廣東商人在廣告戰中卻能新招迭出。
1994年底，廣州某家酒樓開張，在報上登了一張不大不小的廣告，說是要招聘一位公關經理。盡管企業招聘公關人員的廣告比比皆是，但這個廣告登得特別，它所謂的“公關”經理不問性別年齡，除了外貌端莊外，唯一的條件是需懂5國語言。一家酒樓的公關人員要懂5國語言？一時整個廣州為此議論紛紛，大家都要看看它招到的是何許人也。結果，一位徐娘半老的越南歸僑應聘就任。這家新開張的酒樓就是通過這一張奇特的招聘廣告在酒樓如林的廣告中一舉成名，不少人上這家酒樓吃飯就是為了驗證這位“公關”是否真懂5國語言。
廣州商人的廣告意識由此可見一斑！廣東人做廣告做出了心得體會，做出了名堂。
如今，廣東商人看準了廣告是一種投資，並且是一種投入很小而收益很大的投資，因而更敢下狠手，敢出奇招，但是，廣東商人的廣告做得讓人心服也心虛，有時也存在誇大其辭，名不符實之嫌。
因此，麵對廣東商人“王婆買瓜”式的廣告時，必須注意以下幾個方麵：小心提防被其虛假方麵蒙敝；仔細學習其方法，利用廣告進行營銷創利；重視其廣告的宣傳作用，從中領會其產品的實力和質量，然後選取好的產品進行銷售。
（一）勤勞高效
廣東民俗
廣東人天生勤勞，能吃苦。廣東人以錢為人生第一要義，他們孜孜不倦地追求金錢，四下奔忙，可以說是不遺餘力。
廣東人很有錢，很多外地人都對廣東人眼紅。其實，有錢的廣東人賺錢來得正道，來得辛苦，來得自然。廣東人的財富並不是天上掉的，絕大多數廣東人是在自己的勤奮努力下才走向富裕之路的。現在很多的廣東大商人都是從小商小販起家的。
在廣東，人人都忙忙碌碌，為生計而忙碌，為掙錢而忙碌。為了錢，廣東人可以放棄一切，可以去受累，可以去受苦。以最有代表性的廣州人而言，他們是中國城市人群中最忙碌的一群人。廣州比上海小多了，但汽車、摩托車之多令人難以置信。一天24小時馬路上似乎永遠是車輪滾滾。夜幕降臨之時，司機們奔波勞累一天掙足了自己的錢後，洗車擦車人又開始表現出不怕髒、不怕累的“革命精神”。忙，是廣東人的特征，更是廣東商人們的突出品質。廣東商人忙，整日東奔西跑，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他們恨不得把一分鍾“劈”成兩分鍾用，從每分鍾裏擠出幾張“四人頭”。
廣東會館
“要發財，忙起來。”這是廣東商人們的口頭禪。
在廣東商人的意識中，機不可失，時不我待的觀念特別強。他們東奔西跑，要把每一分鍾都變成效益。他們雖然比一般人是累了些，但是每一分鍾都變成金錢也活得踏實。由於對時間特別看重，因此，他們辦事節奏快、效率高，許多商機往往被他們搶先一步占領。廣東人做生意，手腳很快，“上得快，轉得快，變得快”，這是人們對廣東商人經商風格的評價，也是廣東商人生產、經營的秘訣之一。
因此，和廣東人做生意，慢慢騰騰是根本不行的。太慢了，一是容易錯過時機，誤了生意；二是與廣東人合不了拍，“步調不一難以得勝利”；三是因為你的動作慢了，思維慢了，讓廣東人占先手，搶先機，你總是得跟在廣東人後麵跑，吃虧是難免的。
（二）勇於開拓
廣東商人發財秘訣：一敢二先
廣東人富有開拓創新精神。在曆史上，近代凡是與西學有關的事和物，大都是由廣東人最先嚐試。在轟轟烈烈的近代史上，廣東被人稱為“思想家”的搖籃，其中康梁變法曾震動中華。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也是廣東人。有人用句通俗的話來形容廣東人和東北人：廣東人是文膽大，東北人是武大膽。
由於人文的傳統，廣東商人敢為天下先。據史載，早在唐代就有廣東人到海外做生意；到了近代，廣東商人更是足跡遍天下，這也使得廣東成為了我國著名的僑鄉。時至今日，廣東的海外商人已形成了巨大勢力。在廣東人的性格中，隻有“先”才有意義，吃別人嚼過的饃沒有味道，廣東人喜歡“頭啖湯”。廣東商人敢為天下先的品質是與勇於開拓，敢冒風險，善於變通，踏實肯幹的習性聯係在一起的，這使他們易於適應各種環境，一旦遇著機遇，就迅速發達起來。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商人處處身體力行敢為天下先，遂使敢為天下先的品質成為了世人公認的廣東人的核心品質之一。
廣東商人發財的精要在於“敢”和“先”二字。“敢”即大膽，別人不敢幹的事我敢幹：“先”是先行一步，爭取第一。因此，和敢為天下先的廣東人做生意，應當注意盡量與他們開展富有新意的合作。
（三）講究避諱
經商的傳統使廣東人性格開放，容易接受新事物，商品意識濃厚，和全國其他一些地方相比，他們排外性不強，通常隻是以一種商人的眼光和方式熱情接待每一個南來北往的客人。但是，文化素質較低則使他們缺乏長遠的目標，一旦經濟富裕則易自滿自足。他們對中國傳統國粹崇信不起來，又對西方宗教知之甚少，思想上的空白使他們多從麵相、風水、命運等一類中尋找歸宿，從而使其形成了迷信命運的風格。
深圳是全國各地的人才薈萃之地，深圳人現代觀念強，但封建迷信給深圳人塗上了濃濃的色彩。人們稱深圳是“傳統的神主宰著現代的城”。走進深圳的商店飯店，你隨時都會看見在貨架上或餐桌邊，有一尊大小不等的佛像，或如來、或觀音、或財神，其色澤鮮亮，雕塑精細，而且點綴上霓虹燈常年不熄。在他們的心目中，求發財，圖吉利，均離不開諸神的保佑。僅以阪田第一工業區為例，幾乎所有的廠家都設有神像，大廠大設，小廠小設，仿佛不設神像就沒了主心骨。
廣東商人很迷信，出門做生意前，有條件的話，他們都要問問先生，幾時出門好，向哪方向好；重大生意談判前總要算上一卦：生意可談成否，對手今怎樣。有時候，生意場上風雲多變，生意人拿不定主意，他們就會去求簽問卦。
迷信的廣東商人最講意頭，數字要“6”、“8”，因為其諧音是“順”和“發”。他們的電話號碼、手機號碼、車牌號碼，多是有幾個“6”與“8”。“6”與“8”搶手，有時需要競拍，店鋪門牌號碼最好也是“6”、“8”，圖個吉祥。而逢6、逢8的日子也顯得金貴。
針對廣東商人的迷信，與廣東人做生意時，很有講究：送禮要防“忌”，說話要注意，多用6與8，處處圖吉利；摸準他們的迷信心態，多從唯心角度去迎合他們避凶就吉的心理；談生意，進行合作，多選擇在“良辰吉日”、“風水寶地”。這樣，精明之至的廣東人才會樂意與你合作交往。
廣東人喜歡標新立異，喜歡做新的生意。因為新才沒有競爭，沒有對手，才可賺取壟斷利潤。因此，他們一旦看準，就敢冒風險，有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氣勢。
（四）進軍海外
晚清學者和廣東商人
作為中國經濟“排頭兵”的廣東，其經濟增長方式已從過去單純引進外資，轉向了引資、向省外國外輸出資金並重。
廣東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粵商產業走向成熟。目前，廣東實際利用的境外資金占了全國的1/3，形成了中國最龐大的“外源”型經濟體係。
在大舉吸納外資的同時，廣東自有的民間力量和創造潛能也被空前激活，使得全省“內源”型經濟得以迅速成長並壯大起來。2003年底，廣東民營企業注冊資金超過3060億元，民營經濟規模居全國第一，一大批本土成長的粵商逐漸枝繁葉茂。
隨著廣東經濟的強勢崛起，粵商已作為一個新的群體進入世人視野，並逐漸成為可與港商、台商同台競技的經濟群體，並跟隨其後走上了產業擴張的新路。
第二，投資遍布長城內外。據不完全統計，2001年至2003年，江西從廣東引進的資金達400億元，占全省這三年實際引資的近四成。不僅江西，我國眾多內地省份近年已把吸引廣東資金作為所在省加快發展的重要戰略。據了解，去年以來，四川、廣西、雲南、海南、湖北、新疆、陝西、安徽等省區紛紛前往廣東推介優勢項目，尋找經貿協作的商機。
經過10多年的拓展，粵商的投資已遍及長城內外，性價比均優的“珠江水”、“廣東糧”、“粵家電”、“嶺南衣”、“嶺南房”等廣東貨風靡大江南北。
第三，海外建廠經營品牌。像李東生領導的TCL集團一樣，作為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一大批有實力的企業，如康佳、華為、中興、科龍、格力、美的、健力寶、美雅等，已利用自己在設備和技術方麵的比較優勢，紛紛在海外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投資設廠。
目前，粵商主要投資國家和地區已遍布印度、巴基斯坦、南非、巴西、墨西哥、馬來西亞、俄羅斯、德國、柬埔寨、越南等，涉及的行業包括電視機、程控交換機、電話機、空調、DVD、摩托車、服裝、地毯、箱包等輕工產品的組裝和加工。
這批先行“走出去”的粵商，普遍采取“貿易先行，製造跟進”的戰略，在商品貿易達到一定規模，積累了國際市場運作經驗之後，探索在境外投資建廠的新路徑。
為更好地開拓歐美市場，廣東一些企業還將工廠設到了發達國家。如美雅集團1998年在美國東部的費城和西部的洛杉磯分別設立了分廠，並注冊了“美雅”品牌。
（五）潮汕人開店
潮汕人開的特色店
潮汕人開店成功，或者說會開店，首先是源於潮汕人開店經商的傳統。開店成為潮汕人的一種最基本生活方式。“餓死不打工”是專門針對潮汕人說的。很多潮汕人都是十幾歲幫助家裏看店做生意，或在鄉親的店裏幫忙，很早就學會了經商的本領。另外很多潮汕人把開店賺錢作為人生的唯一目的，這種非常現實主義的對生活沒有其他幻想的專注心態，以及與生俱來的生意頭腦是十分有利於他們開店成功的。
另外是源於潮汕人的團結與他們特有的相互認同的人際關係，這個優勢是其他地方的人無法比擬的。批發渠道很多是潮汕係，零售渠道大多也是潮汕係，他們互相幫襯，互通有無，共同發財，總是能拿到最便宜的貨源，開店賺錢比其他的地方人更容易一些，況且他們往往還能吃苦耐勞。但這些因素不說大家也知道，而具體說到不為外人所知的開店賺錢的操作層麵技巧，潮汕人則有著許多獨特的經營手段值得我們去借鑒。
第一，商者無域。“商者無域”是說潮汕人什麼賺錢做什麼，表現在開店方麵，就是隨時準備變化，靈活適應市場。我在深圳經常留意一條街的鋪麵變化，比如說，當一個新樓盤蓋起來後，潮汕人會聯合起來在一條新街上開一係列店，如裝飾材料店，五金店，窗簾店等等，針對新房家庭需要，店麵服務與產品互相補充，互相帶來人氣。一、兩年後，潮汕係們就改頭換麵，紛紛變為餐廳，藥店，發廊等。另外一個體現潮汕人什麼賺錢做什麼的“商者無域”理念是潮汕人把所開的店作為一個“生意信息中心”，潮汕人在店裏坐在一起喝功夫茶，他們談的往往是誰誰誰怎麼發財了，哪裏又有一個賺錢的買賣機會，並不局限於現在店麵的生意。所以潮汕人往往是在開一個小鋪的時候，就利用信息做成一個“大買賣”而完成原始積累。
第二，店庫合一，破店經營的聚集人氣。許多潮汕人開的大店麵都是店麵與倉庫連在一起的，表麵上看起來很雜亂，哪兒都堆滿了商品，有時都難以落腳，其實店堂大量存貨並不會影響形象，反而往往會促進銷售。有意把貨堆在店內，讓顧客覺得雖然擁擠，但是很熱鬧，而且產品離得近就看得清，找人谘詢也很方便，並造成貨源充足的感覺。這就往往會造成店鋪商品與人氣都很旺盛的感覺。如果你在深圳發現有小的店鋪三麵牆都打通，人可以方便的從四麵八方進入店裏，而且水果攤大麵積的延伸出小店很多米遠，那肯定是潮州人開的店，他們往往會懂得充分利用與拓展空間，而決不局限於小店的空間。
第三，薄利多銷，平價出貨。潮汕人經商的傳統就是薄利多銷，並將這一簡單的技巧發揮到了極致。潮汕人隻要有一點點利潤必將貨出手，他們比較看重現金流，用他們的方言說就是“百賒不如五十現”。不像其他地方的人一定要能賺一定的利潤才肯出貨。
賣電器的北京國美讓人以為是北京人開的店，其實在背後操縱的是一個初中沒有畢業，18歲就在北京開店的汕頭人黃光裕。在零售界須高看一眼的國美，其實是潮汕人將薄利多銷的開店技巧發揮到極致的結果。他開始開店時利用的其中一個技巧就是平價出貨，即國美的電器從廠家進貨是多少價，就以多少價出貨，一分錢都不加價。但潮汕人做生意從來是不虧本的。雖然國美賣電器不賺錢，但賺了人氣。他靠人氣賺錢，靠賣小配件如電池、天線、耳機、磁帶、機櫃等所得的利潤賺錢，因為顧客一般不太計較這些產品的價格，又是急用，大多願意一起買。這些小電器的利潤都比較高，量一大利潤也就很可觀了。這是典型的“賣給你的燈，讓你買我的油”策略。另外因為賣的量可觀，家電廠家還給國美免費做了廣告，最重要的是廠家有年底銷量返點，因為量很大，返利也就很可觀。
四、白手起家的浙江商人
魅力浙江
盡管民間有“英雄莫問出處”的習慣用語，但人們對近年來活躍在市場經濟舞台的浙江民企老板仍然充滿諸多好奇。浙江個私經濟大會評選出浙江非公企業100強，首次把浙商們的出身、年齡以及文憑等資料公諸於眾。
魯冠球——打鐵匠；徐文榮——農民；南存輝——修鞋匠；胡成中——裁縫；樓忠福——建築工人；李如成——農民；鄭堅江——汽車修理工；汪力成——絲廠臨時工……。
從中你可發現，這些處於浙江創富英豪“金字塔”塔尖的人物，其出身竟是那麼的“寒酸”。
不獨這些為世人所熟知的富商，就是那些麾下企業年銷售額在10億元左右的老板們，其出身也同樣極其平凡。浙江001電子集團有限公司老板項青鬆，出身是個“農機工”；星星集團有限公司老板葉仙玉，出身農民；奧康集團有限公司老板王振滔和榮盛化纖集團有限公司老板李水容，出身皆為“木匠”……記者粗略數了數，約有90%的浙江民企精英，出身寒微。除了後來的培訓深造外，創業初期的文憑也並不高，大多是初高中文化。
浙江老板大都出身寒微，補皮鞋、彈棉花、挑貨郎擔就是創業的起點。但筆者認為，“浙江現象”集中到一點就是把人民群眾看成是經濟發展的主體，愛惜民力，善小而為。畢竟，發展經濟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動群眾是發展經濟的第一要務。
浙江商人，沒有靠山，沒有資金支持，全靠自己白手起家。一些農民或者工人具備的品質也有所體現，比如節儉、勤勞、精於算計等等。從宏觀上分析，浙商大多發達於20世紀90年代，剛剛趕上國有企業逐漸轉製，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轉軌期隱含著巨大的機遇，抓住機遇的人，就成了今天的英豪；勇敢的冒險精神和創新精神，也屢屢被研究者提到。以魯冠球為例，他的身份演進過程是這樣的：農民——打鐵匠——寧圍公社農機修配廠負責人(從1969年到1979年)——承包了當時已更名為萬向節廠的蕭山公社寧圍農機修配廠(1980年至1989年)——魯冠球以1500萬元向寧圍鎮政府買斷萬向節廠股權(1988年)——創建萬向集團公司(1990年)。魯冠球這樣的農民成為一個大型企業集團的老板，花了20多年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盡管身份不斷變化，但有一個關鍵性的因素卻貫穿至今——掌握稀缺資源的能力。雖然在不同的時期，稀缺資源的內涵各有不同。
（一）溫州商人炒天下
曆史上，還從來沒有一個商團像“溫商”一樣飽受全國人民的關注。
溫州，亙古一直“溫”著，秦漢以前叫“東夷”，秦漢以後也沒它的事，寂寞地捱過三千年後，20世紀80年代突然發出強烈的光芒，這麼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地方居然拿出一種足夠叫板所有經濟倫理的“擲鐵餅者”姿態，向全國拋出了它的海參類內髒——假鞋。
類似的玩命拋擲，與其說揮刀自宮，還不如說是一次自殘性的推介。
以炒房著稱的溫州商人
代價是巨大的，效果是強烈的——20世紀90年代溫州人深刻反省後，一躍而成為誠信的典範，全國人民從此記住了溫州。
中國之有溫州人，一如歐洲擁有猶太人。
溫州，不僅僅隻是一個地理名詞，而且還是一種文化，一種精神的象征。這裏的人們從小就確立了賺錢致富的誌向，他們立誌要當老板，成為能夠真正挺起腰杆的有錢人。他們執著於賺錢，自立自強，敢想敢幹，艱苦創業，永不言敗；他們四海為家，敢為人先，有市場的地方就有溫州人，有溫州人的地方就能拓出一片市場；他們白手起家，運籌帷幄，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調動資金和商品。
在溫州人眼裏，職業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能否賺錢才是最主要的。
即使炮火連天，他們也不輕易放過商機，“南聯盟”的硝煙還沒有完全散盡，他們已經進入了等待重建的廢墟。
當“長三角”的樓市還等待加溫時，溫州人已經先機而入，待到一些城市的樓市轟轟烈烈的時候，他們已經轉戰金融、能源、建材甚至古董、字畫……
溫州人就是這樣四處闖蕩，占據著一些人們甚至不屑一顧的領域，不聲不響地富了起來。
溫州人有自己獨特的經營策略：本錢小的人不做大買賣，與其力不從心死撐麵子，不如集中資本，小處著手，出奇製勝。不要認為鞋、包、紐扣等是小商品，隻要做得好，照樣可以風靡世界。
溫州人的做大，既靠“勤”，也靠“群”。前者是以努力運作，更多的積累來達到；後者的表現很多，如合股，如民間融資，即費孝通所謂的“經濟結義”。溫州人因此首創了新的企業組織形式：股份合作製。出外經商，溫州人成群結隊地到外地，其後又聚居在一起，辦市場，搞經營，故諡之“溫州黨”。
（二）百年不衰的寧波商會
百年不衰的寧波商幫
從來未曾有過，在一個小小的地方能走出一個如此聲名卓越、成績斐然的商業團隊，且百年不衰。
說到寧波商會，不能不說“寧波幫”。“寧波幫”曾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富庶、最為龐大的商幫之一，也是最成功最具代表性的商幫。“無寧不成市”的說法充分形容了他們的特殊。從大上海的崛起到香港的繁華，從中國的第一家火柴廠、第一家毛織廠到中國的第一個商業社團、第一家金融機構……“寧波幫所書寫的每一個傳奇，都足以使他名垂青史，使他以一種驕傲的姿態麵對世人。
有“寧波幫”的地方，百年來必有寧波商會；有寧波商會的地方，必有“寧波幫”的力量。
在同時代的“晉幫”、“徽幫”、“閩幫”逐步衰落乃至銷聲匿跡的今天，為什麼“寧波幫”卻能曆久不衰，欣欣向榮呢？
掀開寧波總商會的百年曆史，有一個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一種精神。
首先，誠信。清代鄞縣商人孫昌燮曾說，“信義人所棄，自我得之，則富貴也。“信是寧波商人最看重的商業倫理，主要表現為信譽至上，貨真價實，誠實不欺。我國近代民信局幾乎為寧波人所獨占，良好的信譽無疑是其成功的基本因素。近代寧波人開設的錢莊以其信譽卓著而聞名於世，人稱“信用錢莊。曆史上寧波則有“賒銷碼頭和“過賬碼頭之稱，這都是“信用寧波的佐證。
其次，敬業、拚搏。這是寧波商人克勤克儉，腳踏實地創業精神的體現。包玉剛曾說，寧波出外闖天下，別無所長，靠的就是這種精神。許多寧波商人注重實幹，不尚空談，他們盡管文化程度不高，卻都有強烈的敬業精神。他們勤奮學習，刻苦鑽研，經過日積月累，往往能成為一些行業與工種的行家裏手，比如布店店員的“一尺準”，肉店師傅的“一刀準”，中藥店夥計的“一手撮”，其功夫之深，手藝之精令人叫絕。這些也為他們日後事業的成功奠定了堅實基礎。如影業大王邵逸夫、香港民生藥行董事長姚雲龍等，他們幾乎都是從最底層做起，一步一個腳印地成為了巨商。
最後，愛國精神。在鄧小平同誌“把全世界寧波幫動員起來建設寧波”發表的20年中，大批的海外寧波商人為祖國、為家鄉的改革開放傾注了大量心血。他們幫國家、幫家鄉，舉世聞名的“寧波幫”也讓寧波商人愛國愛鄉的精神舉世聞名。愛國愛鄉向來不是空洞的說教。當世界上第一艘30萬噸商輪在日本下水時，船上升起三麵旗幟：一麵是日本國旗，一麵是新加坡國旗(因為造船的貸款來自新加坡銀行)，一麵是利比亞的國旗(因為船籍是利比亞的)，這讓身為船主的包玉剛淚流滿麵，因為作為一個真正船主的中國人卻沒能在自己船上升起祖國的旗幟。這段刻骨銘心的經曆讓以包玉剛為代表的一大批寧波商人積極投身於建設家鄉造福桑梓的偉大事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