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的徽商
探討“徽商的複興之路”——這裏的徽商已並非狹義的“新安商幫”，而是就整個安徽而言，更確切地說，我們要暫時擱下美菱、榮事達等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不說，而探尋作為真正意義的民營企業家的發展之路和民營企業的振興之路。
重振徽商，必須與時俱進。首要的是突破來自思想觀念方麵的障礙，應營造一種勇於經商、敢於經商的氛圍，不要被某種心理或習慣所困。解放思想中的一些禁錮，雖然是老生常談的話題，但確實重要。長期以來，受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學而優則仕”、“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等思想觀念根深蒂固。明清徽商與其他商幫的最大不同，就在於“儒”字。與一門心思做生意的晉商相比，追逐財富隻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歸宿。因此，盡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卻做得三心二意。從乾隆到嘉慶十年的70年間，同樣在兩淮經營鹽業，徽商子弟有265人通過科舉入仕，而晉商僅區區22人。產生過諸多大名鼎鼎徽商的西遞村至今還留有這樣一副對聯：“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隻是讀書。”在“官”與“商”的遊離之間，徽商的科舉入仕情結清晰可見。
“經商做賈的目的在於讀書做官”，對這種文化觀有的人將其判為明清徽商成敗的根源。雖然有失偏頗，但這樣的文化思想確實長期存在，並左右著安徽的代代莘莘學子。中央黨校經濟學部王東京教授在安徽省委黨校所作的報告中將“越窮的地方，人們越想當官”歸結為中國官場的“三大定律之一”，可謂一針見血。連北京的高校師生都說：“安徽的碩士、博士畢業後首選是進政府機關”，試看從北京回安徽來的高學曆者幾乎都在政府部門、國有金融機構，其中在政府機關工作的占絕大多數，在安徽幾乎沒有高學曆者白手起家從事實業的。這是活生生的現實，這是經濟發展中來自思想根源上的最大障礙。有關人才都集中到擁擠的機關裏，那麼微觀主體經營者素質的提高將是何等的緩慢！畢竟“儒家思想和現代市場經濟是難以相容的”，就連新加坡資政李光耀這位對儒家思想極力推崇並用來有效治國的資深政治家都曾這樣感慨。
準確地說，安徽境內出色的民營企業家廖若辰星，安徽民營企業的發展尚處於初始階段，遠沒有形成氣候。更準確地說，安徽新生代的企業人才目前普遍處於受雇於人的地位。記者曾在溫州采訪，恰遇在溫州打工的安徽籍“白領階層”聚會，從一疊厚厚的通訊錄中，我們查閱了四百人之多的基本情況，他們都在30歲上下，大多是20世紀90年代前後畢業的大學生，很多處於溫州企業的中高級管理崗位，是標準的職業經理人。他們意氣風發，掌握著很多資金和信息，筆者在和他們的聊天中得知，他們之中有近一半是因“不甘寂寞”而毅然從安徽的基層政府、國有企業中遠走他鄉的。從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徽商複興的希望，這些人將是未來徽商複興的主體。
從改革與發展的角度探討徽商複興這一主題，筆者認為，改革應該塑造盡可能多的微觀主體，以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無疑，民營經濟成為安徽乃至中國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力量隻是一個時間問題，中國的決策者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縮短這個期限，並找出其有效的發展路徑。以前的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外商獨資、合資企業、民營化了的鄉鎮企業仍然是我國民營經濟進一步拓展的基礎和發展原動力，它們會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逐步強大起來。另外，在全球一體化和國有企業進一步從競爭性乃至一些壟斷性行業退出的大背景下，促使更多外商在中國設立獨資和中外合資企業，促使更多的國有企業，包括一些大中型國有企業的民營化，從而在增量上擴大民營經濟的規模，提高民營經濟的檔次，將是一條十分重要的路徑。
此前，安徽新徽商集團正在集中精力重組原安徽省商務廳下屬的12家企業，但據介紹，在這12家企業中僅有4家企業具有一定的市場價值，在盤活這些資產存量時，公司上層花費了許多精力和物力。有人問及政府讓這12家企業並入徽商集團麾下，是否有“拉郎配”之嫌，該政府的同誌回答得很巧妙：這要看一年後的市場運營情況。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時至今日，安徽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基本思路，仍然沒有突破固有的模式，仍然試圖實現原有體製的逐漸蛻變。
這是一種典型的漸進式“摸著石頭過河”模式。實踐證明，這種模式對於我國早期改革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在我國微觀經濟已經轉換到基本依據市場原則運轉的今天，改革和發展的重點仍然在“破”而不在“立”，至今基本沒有實質性調整，這是一個需要研究和思考的重大問題。因此，必須以發展民營經濟為戰略和政策基點，以市場化為基本原則，把重點轉移到加速新的經濟管理體製和製度的建設上來，舊體製的改革要在新體製的塑造過程中逐一解決，但新體製的塑造一定是第一位的。
從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角度探討徽商複興這一主題，筆者認為，一方麵，可以確立人們對民營經濟是經濟增長主力，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要成分定位的新意識，逐步消除民營經濟隻是邊緣經濟的錯誤看法；另一方麵，從法律和政策製定上針對民營經濟發展的要求進一步完善和規範，糾正一些歧視性政策。如果這一模式能夠被確認，那麼，民營經濟就會獲得前所未有的良好環境。
環境是民營經濟成長發展的外部因素，對民營經濟的生成發展甚至生死存亡至關重要。在《福布斯》“2002年中國內地首富排行榜”中，有3位安徽籍人士，他們分別為南京雨潤集團董事長祝義才（名列第32位）、深圳比亞迪公司董事長王傳福（名列第41位）、融捷投資管理集團董事長呂向陽（名列第48位）。祝義才是安慶桐城人，王傳福和呂向陽則同為無為人，雖然這三位傑出的商界人士其成功之地均非安徽本土，但卻出生在安徽對外交流意識、商品經營意識較為濃鬱的地區。桐城在20世紀80年代，其鄉鎮企業發展在安徽就遙遙領先；無為人則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就外出打工，以“無為小保姆”而著稱於世。因而在桐城、無為等地，產生安徽“首富”就不足為怪了，這裏有其必然性。
祝義才的創業史說起來還真讓安徽人有些惋惜。他大學畢業後，在交通廳下轄的海運公司工作，因年輕氣盛便毅然辭職下海，從“賣螃蟹”起步，幾經艱辛，幾經風雨，祝義才很快就有了淨賺480萬元的收獲。但做貿易無法做出自己的品牌，再發展也隻是中介。他經過深入調查，於1991年3月回到安徽合肥，投資450萬元，成立了華潤肉食品加工廠，開始生產自行研製的紅腸係列肉食品，迅速打開局麵。然而，一些預料外的因素讓祝義才逐漸頭痛不已，有關部門對民營企業存在明顯歧視，百般刁難。無奈之下，1992年12月，祝義才變賣機器設備，攜資300萬元落戶南京雨花區。
這種迫不得已，萬般無奈，足以說明在安徽這片曾誕生一代商業“巨子”的土地上，至今仍存在著不利於甚至是阻礙民營企業發展的因素。浙江省政府在當初國家民營經濟政策尚不明朗的情況下，采取了“默許”“不幹預”的態度，這種“默許”與“不幹預”恰恰就是對民營經濟發展的最好支持。安徽其實很早就出台了許多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但為何還是出現了祝義才一氣之下走出安徽的遺憾呢？
從民營經濟自身探討徽商複興這一主題，筆者認為，新時代的徽商要繼承和發掘明清徽商的優良傳統和經營理念，把“古徽商”在長期創業過程中形成的“銳意進取、勤勉刻苦、誠信不欺、義以天下、回報社會”的經濟倫理與新的實踐相結合，不斷加以總結、揚棄，賦予創新精神和時代特征，逐步形成新徽商的文化思想內涵，確立以“勤勉、創新、和諧、誠信”為經營管理理念的新徽商精神支柱，並把這種精神貫徹到企業的運作中去，使其成為新徽商企業文化的價值核心。
據《經濟參考報》報道，地處淮河蓄洪區安徽霍邱縣的“老災窩”——馮井鎮，1100多名“泥腿子”卻牢牢占據著中關村ＣＰＵ芯片市場60％以上的經營份額。1989年，有過搬運工、泥瓦匠經曆的栗洋來到京城。從開始替別人做裝卸工，到自己開辦公司經營ＣＰＵ芯片生意，栗洋漸漸地在中關村站穩了腳跟，資產發展到500萬元。在他的帶動下，越來越多的鄉親走進了“矽穀”。栗洋說，“晚上睡得木板，白天做得老板”，馮井人開始都是流血流汗，從“一窮二白”中漸漸積累起原始資本的。對於普遍隻受過初中教育的農民來說，知識的積累過程異常艱辛。從英文26個字母學起，坐在路燈下啃讀枯燥的電腦書籍，餓著肚子也要讀電腦夜校……從，“賣苦力”到“賣智力”，馮井鎮農民在中關村經曆了艱難的跨越。
誠實守信是馮井鎮農民成功的重要經驗。27歲的傅斌每天上午打國際長途到馬來西亞定貨，晚上空運即到。每筆業務至少幾十萬元，傅斌和供貨方已經形成信任守諾的默契，不用先付定金就可得到貨物。傅斌說：“誠信是咱農民的本色，也是我們生存發展之本。”馮井鎮農民起初幾乎全是空手而來，但在這個競爭激烈的地方，如果有人缺乏啟動資金，或者生活發生困難，都會得到老鄉們的熱情幫助。
霍邱縣是安徽典型的農業大縣，每年約有30萬人在外打工。霍邱縣農民從單純打工逐步走向科技創業，象征著中國農民的“質變”。這種“質變”應該說是在繼承了老徽商“勤勉刻苦、誠信不欺”的基礎上賦於的一種新的時代精神，是一種“揚棄”。這種“質變”伴隨著城市化、現代化的步伐，將是安徽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根本途徑，將是新時代徽商的複興之路。
極具個性的中國英國商會會標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所謂“一母生九子，連母十個樣”。各種各樣的個性故事，我們從《水滸》、《三國演義》以及《紅樓夢》等文學作品以及日常生活中多有領教。筆者個人印象極深的是《世說新語》中講到過的一個叫王藍田的人。這夥計有一次吃雞蛋，用筷子去紮，沒紮住，就氣急敗壞地拿起雞蛋扔到了地上。結果雞蛋在地上骨骨碌碌轉個不停，把他氣得從坐床上跳下來，穿上木屐用屐齒去踩它，可是偏沒踩著。王藍田惱極，他從地上把雞蛋撿起來，塞進嘴裏咬碎，又狠狠地吐出來。這樣“個性”鮮明的人，怕是天下不多見！
商業的個性，商人的個性，或者某個地域的商業個性，商人個性，我們不妨統稱之“商性”。對“商性”的研究，我相信一定會成為工商時代人們的一大興趣。因為研究“商性”，有利於洞察人性，從而駕馭商業。而對人性的洞察，又有利於深化我們對“商性”的理解，從而更好地鋪陳商業。在最新一期的《科學投資》上刊登了陳冠任《中國商人必勝寶典——各地商人性格深度剖析》這樣一篇探討“商性”的妙文，並由此激發了諸多的聯想與思考。
第一，關於“個性”。一個地方，一個民族乃至東西方文化有時候也會具有這般鮮明的個性。
有一個故事，說的是一個阿拉伯人的頭巾被陌生人偷走了，失者非但沒有因丟失了這件重要物品而去抓小偷，反而立刻去部落的墓地，坐在入口處；有人因這種奇怪的行為問他，為什麼不去抓小偷，他鎮定且用東方人特有的風格回答：“他肯定最後會來這裏的！”故事讀來幽默，令人噴飯，雖未免誇張，但在美國人亞瑟·亨·史密斯看來，這個故事足以證明東方民族“消極等待”的個性。
東方人也許真的是喜歡消極等待的。相比東方人，西方人總是顯得那樣的急不可耐。如果他們感覺饑餓，一定會揮舞拳頭高叫“麵包、麵包，否則就流血。”西方人以流血威脅政府快快將麵包送上，而東方人則到墓地去坐等政客的到來，這就是東西方人迥然不同的性格。
中國人有何樣的性格？林語堂在《吾國吾民》中有許多精辟論述，為人所熟悉，在此不複贅言。筆者想說的是洋人眼中的中國人的個性。在美國人亞瑟·亨·史密斯所著的《中國人的性格》一書中，共列舉了27項中國人的個性：保全麵子、節儉持家、勤勞刻苦、講究禮貌、漠視時間、漠視精確、易於誤解、拐彎抹角、順而不從、思緒含混、不緊不慢、輕視外族、缺乏公心、因循守舊、隨遇而安、頑強生存、能忍且韌、知足常樂、孝悌為先、仁愛之心、缺乏同情、社會風波、株連守法、相互猜疑、缺乏誠信、多元信仰、中國的現實與時務。
謂予不信，史密斯對每一條性格都有詳盡的論證。如“能忍且韌”這一條。在他看來，認為中國人的韌性是世界一流的，韌性是中國人所具有的一種內在天性，就像是鹿的飛跑能力和鷹的敏銳視力。一個例子就是有一位中國考生年複一年地埋頭參加考試，直到90歲才如願以償。另一個例子是商店門口最下賤的中國乞丐，也可以從他身上看到類似的品性。他不受歡迎，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他的耐性不衰，他的韌性不變，非要討到一個銅錢不可。
但其實，中國不同地方的人，又有不同的個性。這些不同的個性，必然還會反映到商業中來，進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商性”。
第二，“商性”如個性。“商性”是人性、個性在商業舞台上的自然的、烙印式的展示，並會浸淫上濃鬱的地方文化色彩。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要說地域文化與商人性格，其實就是這麼回事。地域乃至民族的個性被人所公認。譬如，在一般人看來，“古波斯人具有拉長弓和講真話兩種重要的技能，盎格魯·撒克遜人具有對敵人和對朋友都同樣誠實和公正的天性”，美國人大抵率直可愛，愛爾蘭人倔強不屈，德國人遵紀而好強，日本人精致而重集體，法國人浪漫而多才思，意大利人熱烈而奔放，等等。
當這些性格體現在商業上時，就會使商業投射出人性和個性的色彩，顯得斑斕多姿。讀《科學投資》的文章，我們了解到，北京商人與政治走得最近，“政治就像北京人生活中的鹽，沒有它，北京人的生活就會變得寡然無味。”
而廣東人呢，正好相反。“北京人侃主義，廣東人談生意”；“北京街頭多口號，廣東街頭多廣告”。除非政治找廣東人，否則廣東人決不關心政治。廣東人是天生的商人。言必言商，言必言利，“要發財，忙起來”。全民皆商，忙忙碌碌都為商。
相比北京的豪闊，廣東的忙碌，上海商人的最大特點則是“門檻精”，就算是精明的深圳人，乃至洋人，都很難從上海人手中討便宜——“上海人都是經濟裏手……外國人很難從上海人口袋裏掏出錢來。”
以中國之大，地域文化之紛繁複雜，北京商人、上海商人與廣東商人又豈能統統代表。相比於北京商人、上海商人、廣東商人，中國其他地方的商人也都各擅其妙。例如，武漢商人的小心不服輸，西安商人的外表羊肉泡饃性格，杭州商人的儒雅有禮，寧波商人的冒險犯難，溫州商人的四海闖蕩，閩南商人的敢拚敢贏，石獅商人的生意頭腦以及東北商人的強悍易怒。
一、京味十足的北京商人
大鍾寺北京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之一
北京作為偉大祖國的首都，是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濃厚的政治氛圍使北京人對於政治情有獨鍾。對於大多數北京人來說，崇尚政治是沒有職業之分的，即使是街頭小販，也會當街大談特侃政治。政治就像北京人生活中的鹽，沒有它，北京人的生活就會變得寡然無味。
因為政治和權力中心的緣故，從曆史上看，北京的商業首先是一種權力商業。在過去，從皇室到小吏，往往都利用手中的權力抓錢，京都生意場都是官商的氣派。在新時期，官商仍然是北京商人的一大特點。原商業部部長胡平先生說：“京派新商人一般從傳統商人和政府官員中脫穎而出，經商方式比較多地表現為權力的轉移。北京市場不算大，但做生意的場麵卻最多。主要是因為北京信息豐富。可以說權力和信息構成了京派的經商特色。”
京派商人不少與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員有聯係，路子廣，信息靈，他們熱衷於做大買賣，而且往往能成功。由於權力也可以經商，變成錢，北京商人的政治神經十分敏感。即使一個微不足道或與政治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件，他們也能嗅出它的“政治”氣味。例如，文化藝術現象最容易在京城引起轟動。上海人一般看文藝就是從“好看”“不好看”的角度去評判的。而北京人則是從政治背景、人事關係、領導人態度等各個角度，去分析，去揣摸，去猜測，去評價，直搞得滿城風雨。
由於政治情結的心理纏繞，北京商人儼然是一個政治家，朋友聚會就像是政治家沙龍。北京商人侃起國家大事、政治形勢，就像高山流水，氣勢磅礴。因此，有順口溜說，“北京人侃主義，廣東人談生意”；“北京街頭多口號，廣東街頭多廣告”。北京人腦袋裏裝的除了賺錢外，就是最新最全的政治新聞，胸中存的是獨到的政治見解。有人曾戲言說：在北京街頭，隨便挑幾個生意人，其政治水平都夠得上外地縣長一級的水平。北京商人做生意時，多喜歡帶點官味，愛打政治牌。
就商人而言，關心政治是無可厚非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北京商人常常鑽到政治裏，這勢必導致市場意識的淡薄和遲鈍，而商業行為容易隨長官的意誌變化而變化，對官場負責有餘，對市場負責不足。因此，北京人的政治情緒往往對市場經濟產生負麵影響：企業容易染上投機色彩，表麵文章做得有餘，實幹苦幹精神不足。企業對市場缺乏敏感，官場考慮有餘，市場開發不足。商人缺乏對商業的忠心，官氣有餘，“商氣”不足。
但是，從做生意的這一角度來看，與北京人打交道，倒不能對他們的政治情緒大加指責，相反，更應該去利用他們的這一特性為做生意服務。
（一）“紅頂商人”成代名詞
1988年，時任四通董事長的萬潤南在談到北京的營商環境時說過這樣一段話：北京的市場經濟是移植過來的，它沒有土壤和根基，是先結果，後長根，再完善其枝杆，這有點象樹上掉下的葫蘆，頭重腳輕。它和廣東不一樣，廣東的市場經濟是天生的、地裏長出來的，隻要氣候適宜它就自然地生長，不需要啟蒙，隻需要升華和完善。
萬潤南在說這話的時候，北京已出現了一批有著特殊背景的富翁們。他們大多是1985年推行價格雙軌製以後的“下海”者，與權力圈人物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有的原本就是政府官員。由於他們能夠憑借權力資本，瓜分價格雙軌製的巨大差價，因而在很短的時間內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人們把這類商人稱為“官商”或“紅頂商人”。據統計，僅1988年，由價格雙軌製所產生的差價就達1000億元之巨，其中70%流入這些人的囊中。
隨後幾年的“股票熱”和“房地產熱”在為北京催生出一批規模更大、權力與財富的結合方式更為巧妙的紅頂商人之時，也讓紅頂商人作為北京商人的代名詞牢牢地留在人們的印象中。
其實，紅頂商人哪裏都有，但北京不同。由於接近權力中樞，因此無論從背景的顯赫、擁有財富的規模，還是從致富的速度方麵來看，北京的紅頂商人都足以讓其他地方的同類富翁們羨慕不已，可望而不可及。
京城紅頂商人的努力是徒勞的，這是一個灰色的地帶。他們的第一桶金、發跡過程甚至在海外媒體上也少見描述。
如果沒有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那場由互聯網革命引發的創業大潮，紅頂商人仍將是京城商界一道最為獨特的風景線。但在那幾年，一個新的富翁群體出現了。他們大都受過很好的教育，能夠充分利用北京在信息、技術、人才等方麵的優勢，憑借著對信息經濟時代高新技術領先一步的了解，將其中蘊育的巨大商機轉化為財富。他們與紅頂商人截然不同：無錢、無權、無勢，但憑著年輕、知識和激情，便掘取了新經濟浪潮中的第一桶金。
最近幾年，許多大大小小的外地商人在本地幹出點名堂後都憋足了勁地往北京跑。在這裏，他們看到的是一個商機勃勃的大市場，很多產業仍然處於暴利時代。
這也許就是京城商界的獨特之處吧：一方麵是屢遭人詬的紅頂商人仍然稱霸一方。另一方麵，中國高新技術企業的領軍人物和雄心勃勃的外地淘金者在這裏呼風喚雨、指點江山。
（二）注重人際交往
北京人的人際關係是最有“人情味”的，他們世世代代都遵循著中國傳統觀念中“禮之用，和為貴”和“中庸之道”的準則，以保持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和諧，最終達至社會和諧。
在老北京的四合院中，相互沒有血親關係的幾個家庭生活在同一個空間，彼此之間相互關照，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形成一種非常友好和睦的人際關係。這種生活方式最容易使人產生感情，而且這種感情世代相傳，形成一種穩固的文化心理。現在，北京雖然用高樓大廈代替了古老的四合院，然而這種人情文化卻一直延續下來，並不斷地增添新內容。在現代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中，仍然維護著良好的人際關係，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相互謙讓，不分你我。在商界，北京人很重友情，把人際關係看得很重，不論是他們與你交往，還是你與他們交往，都很有人情味。例如，在吃飯問題上，幾個生意人一起去飯店吃飯，大家總會爭著付錢，常常出現相互之間各不相讓，都要交錢的情況。如果一起出門，也總是爭著全部包攬大家吃的用的。
北京商人中你我界限極不分明，在集體活動中，很少能見到大家平均攤錢買東西或自食自用的情況。在他們看來，如果彼此之間利益劃分太清楚，尤其是斤斤計較，那就是小氣和自私，更重要的是，會因為計較個人利益而破壞人際關係的和諧。
北京百貨大樓舊影
在商場上，北京人做生意非常看重友情，他們認為友情相互滲透、彼此交流是維係良好生意關係的最佳方式。他們和朋友交往，寧肯自己吃虧，也不願損害對方，有一種“患難之交難逢”的意識。在生意場上，北京人恪守一條格言：“騙朋友僅是一次，害自己卻是終身”。因此，他們為人古道熱腸，急人所難，樂於助人，處處替別人著想，無微不至地關心生意朋友，並且常常不圖回報。
北京商人大多直爽豪放，北京人熱情好客在全國都是比較有名的。但是，他們不願片麵接受別人的恩惠，哪怕是最要好的朋友，也非常注重“禮尚往來”的交往方式。忘恩負義的人一向為北京人所不齒。
針對北京商人的這一特點，在與北京人做生意時，必須注重與他們的人情交往。
（三）能言善侃
對北京人最傳神的寫照，莫過於“侃大山”了。
北京人能言善侃，是任何外地人望塵莫及的。“侃”是北京人特有的休閑方式。
北京人能侃，嘴皮子滑溜溜得如同油桶。大多數北京人是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侃爺、京片子。但是，他們注重的不是“侃什麼”，也不是“怎樣侃”，“怎樣侃得漂亮”，隻是為侃而侃，仿佛他們沒什麼事情可幹，既不要形式，也沒有目的，大到國家大事，小到雞毛蒜皮，什麼都可以侃上三天三夜。
模型重現老北京商業街
北京商人具有一種高超的語言表達能力，聽眾越多，反應越熱烈，他們侃得越來勁。在北京企業家的聚會上，企業家們往往是爭先恐後，高談闊論，語驚四座。相比之下，上海的企業家有這種口才和辯才的就少多了。典型的上海企業家聚會，企業家們西裝革履，斯文風雅，你謙我讓，發言講話更是極有分寸。在“侃”上，京滬兩地的區別十分明顯。
在北京商界，與“侃”緊密相關的是“捧”。一部又長又臭的電視劇或文藝作品還未出籠，就有捧爺沒商量地在新聞媒體上搞起地毯式轟炸了，什麼“空前絕後”，什麼“史無前例”，什麼“開創新紀元”，天昏地暗。事後觀眾卻大呼上當。與此相似，北京不少商人與外商談判，也常常雇上幾個捧爺，上來先天花亂墜捧一陣子，以造聲勢。
北京商人侃的話題極為廣泛，吃喝玩樂、衣食住行、花鳥蟲魚、奇聞軼事、政經文體、東西南北，無所不包，無所不有。由於北京人對政治一往情深，因此與北京商人談生意前，得多讓他侃點政治。每個北京商人對政治都有自己的一套觀點和見解，或許你還能從中悟出點什麼來。北京商人愛侃又善侃，侃起來滔滔不絕。此時的你一定得沉住氣，即使你覺得很無聊，臉上卻不能顯露出來。須知，滿足北京商人侃的欲望，是打開生意大門的鑰匙。在與北京人談生意時，一見麵，就單刀直入地談生意，往往是欲速則不達。
（四）不重廣告
北京的名、優、特產品無論是在質量上還是在數量上都位居全國前列。但是，在產品推銷上，北京人的觀念是“貨好不用吹”，不重廣告是北京商人的特點。在北京，不少廠商、公司都奉行“貨好不用吹”的觀念，認為凡是好貨絕對不用吹，“酒香不怕巷子深”；他們在貨好銷時是不會做廣告的，隻有在產品積壓時才想起做廣告。
北京有很多企業產品在全國領先，但是，在電視上做廣告的卻很少，北京電視台常出現的也多是外地的“金龍魚”、“大印象減肥茶”等；在中央電視台做廣告的很少有北京企業。外地廣告在北京鋪天蓋地，但是，北京商人似乎對此視而不見，依然我行我素，很少涉足廣告，他們既不會花上百萬元請明星做廣告，也不會去競奪什麼“標王”之類。即使是在《北京晚報》、《京華時報》等報做廣告，也隻是一些商場促銷商品的生活類廣告。
北京商人不重廣告，主要原因有三：
(1)傳統的“貨好不用吹”的觀念根深蒂固，經營戰略多放在研製和提高產品品質上。
(2)由於地處首都的優勢，大企業的產品具有廣闊的、全國性的市場，小企業又多難滿足北京的市場，因此商人不愁產品沒銷路。
(3)北京人消費觀念逐漸向名、優、特轉變，消費多傾向於名牌、高檔商品，而名優產品都是大家熟知的。
（五）以誠相待
購銷兩旺的北京市場
北京人非常實際，不論他們做什麼，都給人一種務實的感覺。他們崇尚真誠的人際關係，待人坦誠不欺，鄙薄奸詐不實的作風，具有一種君子風度。
在北京，整個城市風貌都表現出樸實無華的風格，商界更是如此。比如，人們在商店和市場買東西，貨主要價都很實際，不大出現漫天要價的情況，而且價格比較一致，能夠做到市無二價。北京商人與人接觸時，不論相識與否，都會坦誠相待，不存爾虞我詐，相互提防之心。全國各地來過北京的人都有一個共同感覺，和北京人打交道比較放心。雖然也有一些人上過商家的當受過商家的騙，但這些都是在北京的外地人所為，真正的北京商人也許會因天子皇城的優越感而輕視外地人，但卻很少會欺騙人。因此，盡管全國各地不時爆出詐騙案，但是幾乎都與北京人無緣。北京商人非常講究誠信。具有570年曆史的北京大柵欄商業街最為著名，雲集其間的張一元茶莊、同仁堂、步瀛齋、內聯升、瑞蚨祥雖曆經滄桑，但因質量優良，誠信待客，故而馳譽中外。
“同仁堂”是中國醫藥界的一塊“金字招牌”。350多年來，雖然經曆風雨滄桑，但同仁堂一直生生不息，在各國醫藥公司逐鹿中華大地的今天仍然不斷擴大自己的經營規模。同仁堂有什麼奧妙使自己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呢？仁德誠信是同仁堂永葆青春的法寶。在經營中，同仁堂最起碼的要求是不少分量，不售假劣藥。無論買賣大小，都一視同仁。
二、勇於競爭的上海商人
上海商人具有商業競爭的傳統。
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市場雖尚不成熟，此時的商業競爭卻十分殘酷。洋商與洋商之間，上海商人與洋商之間，上海商人之間，競爭都十分激烈。其競爭手段，激烈程度都給人以震撼。上海，商家必爭之地，誰能立足上海，誰就意味著擁有財富。上海是鑄造商界精英的大熔爐，在這熔爐裏，培養出了一大批商界精英。作為中國現代商業的精英，上海商人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商業手段之繁雜，經營思想之寬闊，令各地商人驚歎。
當年叱吒風雲的上海灘人物
中國近代商業精英雲集上海，使他們在大上海各展雄才大略，各占“地盤”，從而使得大上海的商戰十分殘酷，也使得上海商人個個都精於商戰。
進入21世紀，上海的市場經濟已經步入成熟之時，南京路每天客流量達300萬人次，600多家商店比肩而立，各顯風姿。徐家彙、淮海路大型商廈不斷湧現，首尾相接，形成了獨特的“圈狀模式”。許多商家采取的競爭手段更加複雜多樣，廣告戰、價格戰、品牌戰……硝煙彌漫，奇招百出；甚至不免出現非理性競爭，比如過分殺價，相互攻擊謾罵等。但是，作為商家要在上海做生意就必須大膽參與，進行競爭。
（一）目的性明確
上海煙雲
受長期的商業傳統影響，上海商人形成了以個人本位為核心的價值觀念，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講求實惠，漠視政治，關心個人和家庭生活的特點，在商界則表現出隻講經濟利益和利潤的商人風格。
任長期的工商業曆史的影響下，實惠哲學成為上海人根深蒂固的觀念。把這一觀念衍化到日常生活之中，表現為上海人對實際的、具體的個人利益的重視，重視事物的實用價值，在形式和功能、審美與實用之間，上海人更傾向於後者，這一點極像美國人。追求實惠的上海人總是會在各種複雜的情況下，迅速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在商業活動中，上海人較少地考慮麵子、名聲等非經濟因素，而是明確地將經濟利益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