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進入新時期，文學批評（評論）曾有過它的輝煌。先是在70年代來80年代初，麵對著撥亂反正的曆史使命，文學批評曾以“前鋒”和“戰士”的姿態在文壇上披荊斬棘，鼓吹呼號，確實從得過一片喝釆。借用後來有的批評家的話說，這時期的文學批評實際上是承載著非文學的任務，而被推到了曆史的前列。繼之是在1984年1985年之後的幾年間，隨著文學批評方法論的倡導，“方法熱”逞一時之盛，趨之者甚多。對這場“方法熱”，後來論者微詞終多，但公正地說，它為批評界洞開了那麼多前所未見的窗口，從而促進了文學批評思維空間的拓展，卻是功不可沒的。“方法熱”過後，引起了文壇有識之士的反思；在目的和方法之間何者為重呢？顯然是前者而不是後者。因此隻要能達到目的，什麼樣的方法都是可以使用的。方法無優劣，關鍵是能不能得心應手地使用它，以達到目的。而且一味地鼓吹呼號，終非長久之策，重要的是要做紮實的工作。於是，“方法熱”過後，文學批評就進入了一個良性的建設階段。文學批評擺脫了對於政治和政策的依附，而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格局。80年代末90年代初“棍子”“帽子”式的“左”的批評一度沉滓泛起，曾給文學批評的發展帶來過不良的影響，但為時不長。比較起來，商品大潮的衝擊，對人心的攪亂更大也更持久。社會向兩極分化，分配不公，腦體倒掛，知識分子待遇菲薄，心理失衡，批評陣地銳減，批評書籍出版難……凡此種種，都使文學批評工作者感到前路茫茫，銳氣大減，文學批評也就一下子變了“灰姑娘”。倘說在商潮中整個文學跌入低穀未必確當的話，那麼說文學批評跌入低穀卻是再恰當不過了。文學批評的輝煌已經不複存在了！
麵對文學批評的低穀，我常常向自己發問：這難道僅僅是時勢使然，而沒有文學批評工作者傷身的問題嗎？譬如批評者使命感、目標感的失落，心態的浮躁，以及日薄西山的世紀末情緒，在我們身上不是都或多或少存在著嗎？我還向自己發問：也許昔日文學批評的那種輝煌不過是非常態，而如今的這種疏落這種寂寞才是正常態？也許中國從事文學批評的人確實是太多了，那狹窄的批評小道怎麼能擠下這麼多芸芸眾生，非得要淘汰掉一批沙子，批評才會有再度輝煌的一天？諸如此類。我沒有答案，也不想去尋求答案。
然而，如今仍有一批孜孜屹屹、紮紮實實、認認真真地從事這一工作的人。倘說他們完全不受商潮的影響卻也未必，但他們能夠理智地調整自己的心態，以較為平靜的心情沉浸於文學批評的創造之中。他們雖然沒有登高一呼、應者雲集的能量，但卻在做著腳踏實地、一木一石的努力；他們的工作盡管不再能獲得轟動效應，但也不時能獲得一些讀者和朋友的青睞；他們還不是批評界的“大腕”或者還沒有成為“大腕”，何他們卻具備了成為“大腕”的條件和實力；不管人們對他們的工作給予什麼樣的評價，他們的工作是於整個文學的發展有益的！
在我看來，軍旅文學批評家（評論家）朱向前就屬於這其中的一員，而且是其中的一名佼佼者，在文學批評跌入低穀、人心動蕩的這兩年，他卻能連續出書兩本：一本是《灰與綠》（1992.7，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另一本就是即將由八一出版社出版的這本《黑與白》。兩本書主要收錄了他自80年代末期以來的批評成果，共得39萬字，其成績是相當可觀的了。據說由王蒙、徐懷中等任主編、華藝出版社不久將推出的《中國當代著名軍中作家精品大係》首批12位作家，朱向前將作為惟一的軍中批評家榮列其中。從上述兩本書中可以看出，朱向前有一種不為時尚所惑，不為潮流所動，堅定沉著，堅守陣地的學人品格，他在執著地做著溝通理論與創作、文學與讀者的有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