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向前是這種鑒賞審美的批評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他特別推崇孫紹振的《文學創作論》，就因為“它的最大特點就是切近創作，在理論和創作的森嚴壁壘之間戳了個人窟窿。他由讀法國法朗士的文學批評短論，而引發出一通來一點鑒賞主義批評又何妨”的議論，認為我同文學批評的弊端乃在於：“國人著力譯介、引進乃至模仿照搬的長要是西方的語言學、敘事學、闡釋學、現象學、原型批評等形式批評和科學主義批評，而對主觀鑒賞一派基本忽略不計。”他強調“批評家首先應該是一個鑒賞家”，對那些“缺少審美悟性和藝術感受力，更多的是靠批評‘方法’和理論‘框架’吃飯”的批評家很不以為然。
我對朱向前關於鑒賞審美式批評的倡導和實踐是亟表讚賞的，我也認為我們亟需提高和發展鑒賞審美式的批評。但我對朱向前關於科學主義批評的種種微詞，又不盡讚同。我寧願對科學主義批評和鑒賞審美批評平分秋色，也不願去貶抑其任何一方。原因已如上述：它們都是文學批評中的不可或缺的門類，誰也代替不了誰。在這方麵，我基本上讚同前蘇聯美學家尤.鮑.鮑列夫的如下觀點：“然而事實上，批評具有的雙重本質：從它的某些功能、特點和手段來看，它是文學；而從另一些功能、特點和手段來看，它又是科學。把批評與文學等同起來，否定批評中含有科學的（‘理性的’）因素，會產生許多令人困惑不解的問題。”不知向前以為然否？
三
現在可以斷言，1993年是朱向前文學批評的又一個豐收年。這一年向前不僅發表了數量可觀的批評文章，而且還投下了幾枚頗具“殺傷力”的“重磅炸彈”——發表了幾篇頗有影響的重頭文章。最重要的是兩篇：一篇是近四萬字，寫作時間前後遷延近一年的《新軍旅作家“三劍客”》，一篇是一萬二千餘字的《我為什麼反對“下海”》（此文發表於《昆侖》1993年第5期，未及收人本書）。這兩篇文章中，朱向前對近年來困擾文壇的“下海”問題和軍旅三位頗有實力的著名作家——莫言、周濤、朱蘇進，發表了經過深思熟慮和認真研究的個人見解，旗幟鮮明，論證細密，見解獨到，激情洋溢，文采斐然。可以說是朱向前近年來最有分量的兩篇文章，從總體上顯示了朱向前文學批評的實力和水平。
“下海”問題是商潮中困擾文壇的一個重要問題。雖然，文人從商或舍學就商者不過寥寥，但經過新聞媒體的鼓噪，“下海”一說卻也被弄得沸沸揚揚，似乎全中國的文人學士都被商潮所裹挾了。事實卻遠非如此。我在今年夏天的一篇小文中曾說過，文人學士可不可或該不該“下海”，這不是什麼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不值得大張旗鼓地去時論和鼓噪。古人早就說過：“學者所以飾百行也。”就是說讀書人可以從事百行百業，這自然也包括經商。願意和有能力經商的，就“下海”去；不願意和沒有能力經商的，就依然以學業和文學為本。金錢固然是誘人的東西，但要文人學上完全放棄學業和文字的追求，而去追逐金錢，恐怕也是多數人所不能和不為的。我這裏絕沒有重文輕商的意思，我隻是認為，社會有分工，從文和從商隻是分工的不問，並無輕重貴賤之分。但倘若文人學士都去“下海”經商，那就是社會畸形的表現了，不值得提倡。以我個人來說，就不是經商的料，因此我絕沒有棄文從商的妄想。——我的看法僅此而已。
然而向前卻不然。在《我為什麼反對“下海”》中，他高屋建瓴，首先從商品經濟時代中國文人應當張揚自身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出發，提出了曆史和現實對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要求：“當務之急是必須盡快地建構起一種富於當代意識和新的人文色彩的精神架構與文化體係，以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理論支撐和精神導引”，而“決不應去‘趕海’蹚渾水，推波助瀾乃至混水摸魚”。他又從文學的定位出發，認為文學雖然也可以說是一種特殊商品，但它“首先是一種心靈活動的記錄，是精神追求的物化呈現。而商業效應則是它的副產品，是在它進入社會流通領域以後實現的，而此前在作家那裏，它不應成為一個寫作動機。以金錢的誘惑而不是以心靈的表達作為驅力的寫作，按照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來看，也隻能叫做‘異化寫作’，一種‘心為物役’的寫作。”向前對商品時代向文學提出的新的要求，商潮所引起的文壇的分化，以及商品經濟對文學的發展所可能造成的正麵影響，雖然缺少具體的分析，對一些文人“下海”也缺乏更冷靜全麵的評價，有些用詞過於尖刻（如“為自己的徹底墮落找到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和恰如其時的機會”雲雲），但他以拳拳之心、殷殷之情對商海茫茫中的中國文壇發出了“我反對‘下海’”的斷喝，猶如空穀足音，一定會獲得相當範圍內共鳴和回聲的。